刘小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确立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则，今年我将继续重点关注信息公开立法和财政立法。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且行稳致远、一个政党要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且“不忘初心”、一个政府要能依法治国且廉政清明，这两方面的法律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很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公共资金的使用偏离“初心”而变成为少数人谋“福利”。所以，我仍将围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提出议案或者建议。另外，还准备结合自己的财政学专业和“两会”期间对政府工作报告、预算草案报告、人大常委会报告等报告的审议情况，围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财政体制提一些建议。如建议在地方人大常委会下设立预算审查专业工作机构、将“八项规定”转化为财政支出标准等。

刘小兵：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能不能实现。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首先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财政政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确保财政资金能够用在“提质增效”的目的上。目前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制度，但离实现确保能提质增效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仍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也有不少制度需要完善。我想到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涉及的资金是不是用在提质增效的项目上、使用的结果有没有提质增效，从现有的制度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现行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从广度上没有全面反映政府的所作所为，从深度上没有反映具体用到哪里去了，需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二是财政资金投到什么地方才是积极的，投到什么项目上才能提质增效，目前尚缺乏一套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予以保障，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三是提质增效，提的是什么“质”，增的是什么“效”，谁得益、谁受损？目前还没有一种制度予以评估与甄别，需要加快绩效评价从项目、部门向政策转变的步伐。

刘小兵：关于“十四五”时期财政改革和财政工作应关注的重点，我曾应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的要求给过一些建议，主要是针对税制改革提的，大致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增值税立法步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并对一些低端商品与服务在零售环节实行免税；在“十四五”末，使增值税税收收入从目前的占比近40%降至20%左右，以真正实现降低间接税比重的目标，为提高直接税比重腾出足够的空间。降低间接税，其好处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降低商品与服务的价格，真正促进和扩大内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品国内国外价格的巨大反差，避免国内企业频繁陷入反倾销的困扰之中。同时，这种降税的好处由于更多地是被低收入阶层获得，且收入越低者获益越大，所以，等于直接促进了人民幸福感的提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支出方式相比，统一的普遍降税不存在层层截留的隐患，压减了腐败的空间。因此，统一的普遍降税效率更高。

二是完善现行消费税制度。鉴于有选择性的消费品课税虽然属于间接税但实质上容易达成直接税的目标，因此，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大力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不仅要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征收范围，更应扩大对奢侈消费品的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奢侈品消费品和大幅度提高卷烟、白酒、鞭炮焰火等消费品的税率。在“十四五”末，使消费税税收收入从目前的占比8%左右增至15%左右。

三是提高所得税比重。大幅度降低间接税税负之后，企业少缴纳的税收要么转化为企业的利润、进而转化为劳动者工资或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要么转化为消费者个人购买力的上升。不管市场运行的结果如何表现，都会拓宽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为提高直接税比重提供切实可行的基础。在“十四五”末，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从目前的占比28%左右增至40%左右。

刘小兵：从我履职三年的情况来看，财政部在办理代表建议、服务代表委员工作等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如果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希望对于自身没有权力处理的代表所提议案或建议，财政部可以进一步向上反映。

刘小兵：感受较深是从自身的思想变化而言，自我感觉担任委员与代表以后，促使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想的也更远、更深，甚至有时感到自己变得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了。至于如何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在我看来代表委员“愿讲真话”是态度，“善讲真话”是能力，态度比能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