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 尚力强

1980年8月至1988年8月，我在中国财政杂志社工作。在那个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的年代，在那个火红激荡、奉献青春的岁月，许多人和事,让人难以忘怀。值此中国财政杂志社成立40周年之际，回忆二三事，以表纪念。

一

1980年8月我调入“财编”(即《财政》编辑部）工作，那时“财编”是部办公厅的下属处室，处长王裕，《财政》编辑部负责人刘松年，《财务与会计》编辑部负责人张秉魁。 

1982年，我开始负责税收稿件编辑工作。为了加大对税收政策的宣传，《财政》杂志设立了税收和税收法规浅析栏目，组织编发了一系列专业性较强的税务稿件，对宣传理解税收、解读和执行税收政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税收工作的发展，税收工作日渐重要。因篇幅限制，有关税收的内容无法满足读者需求。为此，财政杂志社和税务总局联名向部党组写报告，建议创办《中国税务》杂志，税收业务稿件由税务总局把关、编辑出版由财政杂志社负责。1984年下半年，由杂志社抽调的《财政》编辑部副主任朱晨、税务总局的王文鼎、孙静、李燕，加上何伟峰等几个刚从财经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组成了《中国税务》编辑部，明确为杂志社处级单位，筹备创建《中国税务》杂志。

1984年，我作为责任编辑参加了全国第二步利改税会议。此时正在筹办《中国税务》杂志，为了设计刊名字样，大家共同研究讨论，最终议定用周恩来总理五十年代为《中央税务公报》题写刊名中的“税务”二字，加上“中国民航”中的“中国”二字，组成“中国税务”。那时的技术设备还比较落后，经过时任美术编辑刘任同志多次反复手绘拼接组合，终于搭配合适。9月，为做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的宣传工作，出版增刊《国营企业利改税 改革工商税制专号》，并首次使用该字样。这本15万字的增刊发行了39.9万册，为《中国税务》创刊拉开了序幕。10月，《中国税务》杂志出版发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写了发刊词，经财政部、税务总局领导批准，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税务”正式作为刊名。1988年全国税务机关统一换装时，又将其印制在干部胸牌上，成为我们国家税务的标志。每当看到金光闪闪的“中国税务”四个字时，我都为曾为这项工作付出辛劳和智慧的同志们感到自豪！

1988年春节过后，组织将我调入《中国税务》编辑部任副主任，5月，根据国务院机构设置方案，税务总局升格为国家税务局，由财政部归口管理。按照财政部党组和国家税务局党组的决定，《中国税务》由国家税务局主办。8月，《中国税务》编辑部12名同志整建制地划转到国家税务局。

二

为了加强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经财政部批准，1985年1月，杂志社成立出版发行处，由我牵头组建。3月，财政杂志社从三里河的财政部南六楼，搬到了翠微路23号院办公。办公条件虽得到了改善，但加强行政管理、经营管理迫在眉睫。为了保证期刊的出版时间，社里决定将原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邮局发行的《财政》《财务与会计》改为自行印制出版发行。那时纸张实行计划供应制，因缺少资金，社里只能向部里申请借用流动资金购买纸张。借由行政司借来资金，杂志社顺利接手了期刊的出版印制工作。那一年，刊物的发行状况较好，扣除各项支出后，盈利十几万元，赢得了开门红。                 

当时，期刊发行由邮政部门负责。《中国税务》创刊后，一部分杂志由税务系统内部订阅，不在邮政发行计划之列。每月发行邮寄时都要打包邮寄十几万份的期刊。从印制厂到邮局，出版发行处的同志们一天骑自行车跑七八个来回，顾不上吃饭，加班加点，但大家没有怨言，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说，这是财税期刊自办发行的雏形。

财政杂志社的通联工作是从《财政》复刊、《财务与会计》创刊开始的，两个编辑部各负其责。1984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财政杂志社各省（区、市）通联工作会议，李朋副部长到会讲话。为了搭建通讯工作交流学习的平台，社里决定由出版发行处负责办一份内刊《通讯参考》（32开、双月出版），主要登载领导讲话、“三刊”宣传报道要点，介绍写作经验、交流各省通联动态。

三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财政杂志社的司、处领导大都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他们言传身教，辛勤工作，艰苦奋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总编辑左春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做公粮征运，建国后长期从事财贸工作，经验丰富，著作丰厚。那时，左春台是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财政》《财务与会计》杂志的总编辑。我们办公厅年轻的同志都称其为“左老”。左老作为财经大家，他不仅给我们讲革命经历中的风风雨雨，讲写作的经验和技巧，而且指导我们年轻人尽快成长。我读的第一本财政书籍就是左老给我的。那时财政书籍比较少，左老把他自己惠存的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著的《财政学》送我学习。四十几年虽多次搬迁，但这本有“左春台”签名和他亲笔阅批、显旧发黄的书籍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我的第一篇财经文章也是左老推荐发表在《财务与会计》1979年第8期。调我到《财政》编辑部工作，也是左老代表组织找我谈的话。他不仅关心年轻人工作上的长进，更关心我们政治上的进步。1983年在我入党的党支部大会上，他告诫我们要有“上下求索，九死而不悔”的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话，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

社长钱度龄，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8年在北京大学参加革命活动。他是财政部的一大笔杆子，在他担任社长和总编辑期间，有段时期正值我时任财政杂志社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对钱度龄社长工作严谨、以身作则的作风深有感受。那时社里有台日产小汽车，但他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乘坐，每天上下班和大家一起坐班车。无论开什么会议，讲话稿都是自己写。500字的16开大稿纸，他书写的字体俊秀，卷面干净，让人赏心悦目。每次通联会议，他都精心安排，会上的文件都要亲自审改。作为社长，他对社里的同志既严格、又关心，对家庭有矛盾的同志，让我们到家里、到对方家属单位去了解情况，他还亲自和这些同志谈心做思想工作。为了让我们这些做管理工作的年轻同志掌握和了解财政业务，每次给他送文件时，他都让我们对部里主要文件的内容进行复述，对一些复杂的业务问题还和我们一起讨论做笔记。一年半多的时间，从钱度龄社长身上学到的管理经验、培养起的严谨作风，影响了我一生。

四十年的时间，虽已久远，有些人和事只是依稀记得，但老一辈人的敬业精神却历历在目：

王裕副社长，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正直严厉，批评人从不留情面，从来都能从稿子中挑出错。刘松年，《财政》编辑部主任，1946年参加革命，身体不好，但他每天都提早到办公室。改稿坚持顺势而改、顺水推舟，《财政》月刊发排的每篇稿件都留下了他独特的毛笔字。李惠贤，《财政》编辑部副主任，后任办公室主任，1950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充分利用做过研究工作的优势，带我们年轻人去拜名家、访学者，组稿约稿。我俩在交接办公室工作时，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他不厌其烦，耐心帮教，指导我做好办公室的工作。还有张秉魁、李延庥、朱晨等很多老同志，因篇幅所限，不在这里一一记述。

岁月沧桑，历史变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年轻时遇到了这批从苦难的旧中国走出来、为建立新中国付出过青春的老一辈，他们严谨、自律、敬业、向上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使我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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