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国政府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救助行动已经收到一定成效，在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同时，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运行阶段，即步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的到来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国有企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危机都会推动技术、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带来经济、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此次世界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过程中，全球投资与贸易格局也将呈现新的特点，发达国家经济恢复带来了新的投资需求。国有企业若能把握住“走出去”的良机，加强对境外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可能获得跨越式的发展，但其中也隐藏了不可忽视的风险，若盲目跟风，或会遭受重大损失。

（一）金融风险

1.汇率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国际外汇市场变数依然很大，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也不甚明朗。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走势更显市场性特征。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相对良好，决定了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但在市场化环境中，汇率升降都属正常，不排除人民币出现阶段性贬值的可能，这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美元的走势。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虽然美元一度发行泛滥，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依然难以改变，美国仍是唯一能够通过政策真正左右汇率的国家，美元汇率走势依然决定着其他货币汇率走势。危机背景下，美元汇率主要是战略工具，兑欧洲货币将继续走强，以削弱其对美元的挑战兑主要亚洲货币可能会略微走弱，但不可避免地会有异常起伏和波动，这对我国国企“走出去”会造成一定风险。

2.利率风险。利率变化的不确定将增加国有企业国际投融资的成本。投资价值与利率水平的变化存在负相关关系，利率的不稳定也将增加国有企业预期收益的不稳定。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各国仍在不断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求稳定快速的走出萧条。不同国家在促使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优化资金投向的措施不尽相同，从而造成各国利率频繁变动的风险。

（二）经营管理风险

当前，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总体水平还不高，还处于转换机制、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无论技术实力还是国际竞争经验都处于弱势地位。首先，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在向海外扩张时没有形成清晰的战略重点，一些投资决策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从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来看，不少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荣誉、名声，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仅为“走出去”而“走出去”，而不是可持续发展。其次，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多以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自己“走出去”的发展定位，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没有形成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这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导致“走出去”失败的重要原因。再次，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往往过于依赖国外银行、律师和中介机构，从而影响到中国企业的科学决策。

（三）制度风险

我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相关制度尚不完备，缺乏对外投资保护机制。目前我国政府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还不完备，在对外投资风险担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还几近空白。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几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对外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而西方发达国家为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往往通过建立必要的对外投资保障体系和保险制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措施来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跨国投资经营。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经营项目核准程序仍不规范。按规定，不同类型和金额的对外投资项目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需要企业报送的相关材料虽然有所减化，但仍相对繁杂，企业还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审核。另外，国家和地方的外经贸主管部门之间还存在分工不清、相互牵制的问题，令企业无所适从。

国有企业“走出去”时虽然会面临各种风险，但只要具有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就能成功走向世界。国有企业和政府都应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国内环境，培育出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一）合理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金融风险。企业规避金融风险的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避险工具和产品，衍生金融工具就可以帮助企业锁定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可选择的工具主要有远期金融合约、金融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等。企业通过衍生金融交易可以提前确定未来的外汇收支。但杠杆性、虚拟性等特征使得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有脱离原生性金融商品的趋势，控制不当可能加剧风险的程度，因此，在国有企业进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规避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防止忽视风险的投机行为。

（二）提高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塑造真正承担决策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提高国企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国际化品牌战略意识，提升核心竞争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尽快制定人才战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和引进高级复合型人才。

（三）以产业集群的模式抱团“走出去”。为摆脱传统出口产品受制于他人市场的弊端，国有企业可以考虑在境外建立工业园区，把产业链整体转移到东道国，尝试输出产业集群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是国有企业实现从出口产品向“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可以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增加抗风险能力。可以选择不同方式：国内已形成的成熟产业链同时输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先“走出去”，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待条件成熟后再进入国际市场；研发和营销机构建在境外，生产企业在国内，内外联动。第三种方式已经成为浙江外贸的“两头在外”发展战略，一头是营销在外，另一头是研发在外。目前，浙江省已创办了8个境外工业园，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发展战略的转型，在全国进出口走势仍处于下降通道的形势下，浙江的几个主要外贸指标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一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先后实行了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本国对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风险提供保障或保险。跨国投资经营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投保后，若因承保的风险发生而造成损失，则由本国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而后代位取得对外投资者的权利，包括向被投资国政府的索赔权，这样可有效减少投资者后顾之忧。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不断对其进行完善。

（五）积极发挥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职能。“走出去”战略是一项国家长期战略，离不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应简化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审批制度。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改革境外投资审批制度。资金来源是掌握审批标准的主要依据，对利用商业银行贷款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国有企业，由企业提交投资报告，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并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管，由投资主体和相关金融机构承担投资风险；对政府财政拨款或使用国家外汇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项目，应严格审批。政府的审批应强化宏观控制与服务职能，把审批的重点放在于审查投资主体资格上，并从国家安全、境外资产总体效益出发进行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及信息支持力度。要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信息采集、建立可靠的信息传播机构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服务，邀请企业参加国家大型商务洽谈活动。

责任编辑 刘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