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8-22 作者:本刊记者|刘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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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11月,记者如约来到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教育家何振一先生家中进行采访。何振一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因其从事财政科学理论与政策研究60余年做出的杰出贡献,2017年4月,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授予何振一先生“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目前我国财政学界的最高奖项。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兵荒马乱的1931年,何振一出生在东北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
“记忆中的童年是在贫苦和饥饿中度过的,填饱肚子都是问题,更不用说读书了。由于无钱读书,所以家中几代人都是文盲”。何振一先生对记者说,“是共产党领导贫苦大众闹革命,广大农民才有了土地,穷人的孩子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冬天,八路军来到了何振一的家乡。八路军热爱人民、尊重百姓、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模范行为和共产党的主张,少年何振一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毫不犹豫地跟随父亲加入了农民协会,承担了基层政府及农会通讯员的工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中。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抗美援朝战...
2017年11月,记者如约来到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教育家何振一先生家中进行采访。何振一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因其从事财政科学理论与政策研究60余年做出的杰出贡献,2017年4月,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授予何振一先生“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目前我国财政学界的最高奖项。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兵荒马乱的1931年,何振一出生在东北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
“记忆中的童年是在贫苦和饥饿中度过的,填饱肚子都是问题,更不用说读书了。由于无钱读书,所以家中几代人都是文盲”。何振一先生对记者说,“是共产党领导贫苦大众闹革命,广大农民才有了土地,穷人的孩子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冬天,八路军来到了何振一的家乡。八路军热爱人民、尊重百姓、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模范行为和共产党的主张,少年何振一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毫不犹豫地跟随父亲加入了农民协会,承担了基层政府及农会通讯员的工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中。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何振一又毅然决然参加了这场战争。
1952年,何振一奉调进入东北人民大学学习深造。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前身,进入经济系学习的何振一仿若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努力学习哲学社会科学各科知识。在校期间,他一共学了36门功课,并以门门功课五分的优异成绩毕业。
1956年,何振一奉命调到北京,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报到。
何振一先生对记者说:“我来到研究所以后,发现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高层次人才济济、学术大师云集之处,经济所更是有许多经济学大师,我感觉到党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真是幸运至极。我暗下决心,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在后来的一个甲子的春秋里,他用自己的切实行动践行了这一诺言。
问渠那得清如许
进入经济研究所后,何振一被安排在财政与金融室从事财政与财务科研工作。令他没想到的是,接手的第一件任务就让他倍感“受挫”。
“我到所里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先生要求我去国务院五办——就是当时的国务院财金贸办公室——领取一项任务,说是要写一篇文章,我按照要求去了。”何振一先生向记者讲述道。
在五办,何振一见到了时任国务院财金贸办公室财金组组长的武博山先生。武先生要求他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写一篇关于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对策研究报告,并要求三天交稿。
领回了任务的何振一经反复思考,开始着手写稿。但在写稿过程中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能用所学的理论进行抽象说理来表述观点,而对改革的对策建议却一筹莫展。转眼间离约定交稿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他又焦急又无措,觉得自己来所后第一次领的任务就完不成实在尴尬,只好去向狄所长如实报告,并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
听了他的报告,狄所长不但没有批评,反而哈哈一笑说:“干不了吧?不要紧,你先回去吧!”
“我当时很是沮丧,觉得所长可能准备不要我了。”何振一先生微笑着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情。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二天,狄所长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很客气地请他坐下,说:“今天,我想跟你谈谈治学道路的问题。你既然来到科研机构,就应该立志使自己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虽然你有过参加革命工作的实践,也在大学的学习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这些并不能适应你现在承担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你完不成任务,原因就在这里。你不懂工业实际、商业实践知识,更不懂财政与财务实际。不懂实际,怎么可能写出可操作的具体的对策性研究报告呢?我认为你的工作研究路径应该从调研起步,先熟悉国情,大量积累经济实践知识,增加感性认识。你从现在起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补上实践知识贫乏这一课吧。”
狄所长平和而有力的话语字字击打着青年何振一的心。从此何振一带着狄所长的谆谆教导,走上了基层调研的道路。他首先来到了财政部门,恰好赶上了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要赴上海进行税制改革和工商分利的调研。一个多月的调研过程中,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财政税收实际运行知识,也学到了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与管理业务知识,使他头脑中相关的理论知识同这些实际结合起来,从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回忆起此事,何振一先生至今仍非常感慨:“真有调研一个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此后,何振一按照狄所长的安排,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进各种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基层、深入车间和矿井的调研,去考察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管理运营过程以及企业成本核算、财务管理过程等。自此以后,每逢遇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他总会和调研过程所取得的实践知识联系起来。“我的研究工作开始活了起来。”说到这里,何振一先生很兴奋,“我体会到,书本知识积累再多,没有丰富的实践知识的支撑是做不好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国情,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只能是脱离实际的。”
谈到此处,何振一先生流露出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他说:“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的成长得益于许多前辈的帮助,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就是上面我讲到的狄超白所长,另一位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孙冶方。孙所长不但以身示范,教导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科学方法,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不断地指导我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研范式,鼓励我勇于理论创新,组织就不同观点展开讨论。孙所长常说,学术争论是非常有益的,争鸣有益于学术创新,不要怕不同意见。”
在孙所长的鼓励下,何振一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论研究范式:调查研究先行、科学思维与换位思考。“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研范式是分不开的。”何振一先生说。
咬定青山不放松
从1956年走进中科院经济研究所至今,何振一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已有60多年。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践行自己搞好科学研究以报答党和人民之恩的初衷,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创新基础理论和咨政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学科建设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项。1983年,他出版的专著《工业企业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提出以责权利统一原则建设企业经济核算制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作为政策建议提交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层,获得了采纳,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学创新和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贡献,一度成为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核算体系与制度建设与改革的蓝本,成为大学相关学科的经典教科书。另一项是1987年发表的专著《理论财政学》,被我国财政学界公认为是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一项创新,是“社会共同需要论”财政学流派开山之作。提出财政起源新材料、新证据和新结论,开创了财政分配客观数量界限研究之先河;专著第二版又提出财政职能范围随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模式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理论新说明;提出与前人不同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财政效果的新指标体系;构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为主线,财政关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全新的、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新体系。社会共同需要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实际上是开创了财政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是财政学说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他的论著《构造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财政体系》对我国财政职能范围提出了界定依据和标准,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依据和改革目标及对策体系,对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和发展,推动中国财政改革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咨政性研究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他完成近两百项成果,其中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首肯的有十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肯定的有三十项。这四十项成果除了发挥咨政作用以外,有些项目在推动学科理论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独特作用。除前面提到的以权责利统一原则建设企业经济核算制的理论与方法一项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有《关于改进利改税办法的建议》一文,呈报中央后,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在第二步利改税的税制设计中被采纳,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关于税收制度创新的研究热潮。1992年,他完成了《论经济体制大变革中的财政职能问题》一文,直呈时任国务委员、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同志审阅,得到首肯。
“王丙乾同志指示财政部办公厅研究这一课题,并把文章进行压缩和修改后,以《经济体制变革应转换和强化职能》为题在财政部内刊《财政动态》上发表。从而引发了财政职能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大讨论。”何振一先生回忆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
提到培养人才,何振一先生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事情,意义重大。因此,他坚持言传身教,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努力学术创新和吸收新的科学理论知识教育学生,并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分析和解决问题。他要求学生的论文一定要有前瞻性和理论创新性,对策意见要有可操作性。实践表明,他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成长为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高层人才和专家。
当记者请何振一先生为后辈学者讲一讲治学之道时,他说:“我多年来的治学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学问必须先做好人。做好学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先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淡泊名利、甘于平凡、耐得寂寞和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要有一颗为人民的利益献出毕生精力的赤诚之心。曾经有好几次职位、待遇相当可观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我都谢绝了。既然选择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一职业,就应当埋头苦干,心无旁骛地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二是调查研究先行,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为指导。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作理论工作。如果从事一个研究课题,仅仅是翻翻几本书,上网搜一下,然后坐下来关门苦苦思索,是不可能做出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创新之作的,也做不出能指导宏观决策的研究成果来。在我完成的咨政性理论成果中,凡是认真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去做的,无一不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
“三是科学思维,即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思考,切忌片面。对研究的课题要全视角地考察和思考,得出结论后要换位思考,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对自己的结论进行拷问,看是否站得住脚。要敢于思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畏权势、权威,不迷信书本知识;勇于探索真理、坚持真理但又不固执己见,要做到闻过则喜,勇于修正和改变自己的结论,服从真理。”
“四是要谦虚,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必有自己的短板。我的每项较为成功的研究成果,无不是经过求教诸多老师才取得的。”在何振一先生的《理论财政学》专著中,涉及社会发展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这些知识对他来说曾都是短板,而仅仅靠翻书来获取相关资料是无法满足研究需要的。为此,何振一先生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找到相关专家请教和探讨,奔赴一些史前遗址去考察,取得实证资料,这才逐渐做出了“财政产生于史前”这一结论。“所以我的经验是,做好一项学问,取得好的成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总是在众多人的直接或间接、甚至是反对者的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的。做学问切不可自满,不可故步自封。”
“五是要积极借助和欢迎学术批评。健康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说到此处,何振一先生又回忆起孙冶方先生对他的影响:“孙先生在学术批评与争鸣的认识上有一句名言我牢记在心——两物碰撞会同归于粉碎,但两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会迸发出天才的火花。我那本《理论财政学》就是经历学术界几年热烈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的推动和帮助下才完成的。”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治学之道,那就是要永远牢记做学问是为了人民。”何振一先生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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