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是否需要用中国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予以解释？

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否需要加强学术理论修养，从政治高度和理论高度层面，认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攻坚之难？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也是应该是坚定的。但现在，我们能否找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既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又能彰显中国理论的创新性和国内外经典理论继承性呢？恐怕大多数人都无法激动且坚定的给出明确推荐。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一名研究人员，有一本书我逐字逐句精读了两遍，那就是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撰写的《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对上述问题给出肯定且坚定的答复。

总体来看，荐书理由如下：

一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十年磨一剑”，在中国特色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并引领了国内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公共治理的研究；

二是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成功“突围”，自成体系，用贯通中西的学术话语，讲出讲好中国故事，让读者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蕴含的公共治理的智慧，了解当前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国内研究政府行为的各位学者，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绕不开周黎安及其政府治理的相关理论。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200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官员激励、政府治理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研究。

《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在2008年第一版出版引发学术界讨论和研究之后，周黎安教授围绕着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这条主线继续加深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016年在出版《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的时候，可谓是集周黎安教授研究之大成，仅修订工作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可以说，这是一位低调的学者，略去学术界的浮躁，洗尽各种研究范式的铅华，用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值得精读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聂辉华教授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自秦汉“大一统”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内部结构调整、政府间关系变动以及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不仅影响了国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和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场人类历史的勇敢探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引领和担当，在这场伟大实践面前，所有的理论都倍显苍白无力，甚至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悖论”。

而《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则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一次“突围”，用朴素的逻辑、现实的案例以及精彩绝伦的思辨讲好了“中国故事”。

如果从西方理论体系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与经典理论不符，甚至存在很多“发展悖论”。

《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就是在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的框架下，打开了“发展悖论”的“黑箱”，而且讲述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根源、演化路径、对改革开放发展的贡献，以及当前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尽管长期以来在世界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是“后进生”，但国外直接投资和民间投资规模却飞速增长

产权保护、司法、金融体系、要素市场环境、政商关系等营商环境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都需要在制度风险可控的环境下发生。如果投资人感觉政策透明度不足、投资缺乏预期、产权保护不充分、配套服务不健全，投资的热情就会下降甚至消失。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方面在上述营商环境要素中备受诟病，另一方面经济却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对于法治环境、产权保护和制度稳定性极为敏感的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却持续高速增长。

显然，中国在西方市场制度体系下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后进生”，但上述“出乎意料”的现象背后一定说明中国存在本土化营商环境“亮点”，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支撑。

实际上，中国存在本土特色的营商环境，那就是人格化的政商关系，与西方世界的标准范式大相径庭。

中国传统的政商关系是地方负责人出于经济发展需要对民营企业的行政保护和政策支持，这种人格化的行政保护在中国法制不健全的营商环境下比司法保护更为有效，例如，当领导干部异地赴任时，原来与领导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家也会虽随之到履新地投资。

但是，这种人格化的政商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再如“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当地方政府领导离任后，作为制度载体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变化，但领导的变化，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出现前任干部承诺得不到现任领导兑现等情况。

而当前改革的关键就是打造市场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亲、清”新型，这一切有赖于基于现代法治化政商关系的形成，并逐步替代传统人格化的政商关系。

传统人格化的政商关系容易演变成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从长远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只有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稳定、可预期、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基于公平透明的法律规章制度，政府以市场服务者的角色，关心企业诉求，增强企业家创新发展的信心，这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改革中建立“有为的政府”的重要目标。

被西方话语体系描述为“集权主义”的中国，地方政府却具有国外联邦制国家不具备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和积极性

从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从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时至今日，无论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还是其他公共管理事务，维护中央权威是基本出发点。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行政权、立法权和人事权等都高度集中于中央。

然而，洞悉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人也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所以，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政府事权在落实过程中，都实行属地化管理，中央给地方予以充分的授权和政策空间。

所以，在中国会看到这样一种“悖论”，即，在政治管理上，中国比单一制国家更加集权，在经济赋权上，中国又比联邦制国家更分权。因此，西方话语以“扣帽子”的方式说中国是“集权主义”，是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

周黎安教授在《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指出，分税制改革至今，我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央地间激励相容机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央地间激励相容机制分为三个要素：行政权与财产权分配、激励型财政体制、政绩考核与干部晋升。

行政权与财产权整体性下放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激励型财政体制，这一激励要素设计的核心就是确保中央满足自身财政需求的前提下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创造收入满足自身的财政需要。政绩考核与干部晋升，在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中，地方干部得到晋升，中央政策得到落实。

行政权、财产权分配与政绩考核、干部晋升之间相互支撑，使地方政府具备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落实中央决策的同时，中央政府还不用担心过度放权导致对地方失去控制。

在公共资源公有制基础上，中央给地方下放整块的行政权和财产权，使地方政府获得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他们有充足的权力资源和政策空间来落实中央决策；同时，中央牢牢掌握地方政府干部的人事任命权和否决权，能够平衡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后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局面。

中国的政府间关系所特有的政治智慧能够在巩固中央权威的同时，赋予地方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

《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是一个启发，我们不仅要对西方的理论话语提出质疑，而且还要用贯通中西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在理论恒久不变的底层逻辑下，我们还要考虑社会现实的变化，因为变化着的社会现实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思考不同国家的地理特征、疆域分布、政治文化、历史纵深、当代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把这些底层逻辑视作一道白光，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就如同棱镜，投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当前不同国家都展现出不同的光谱。

因此，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既要掌握底层逻辑的白光，也要了解不同国家地区和历史阶段的色彩，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认识中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