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在我党凝心聚力“犇”进新征程之际，央视推出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历史纵度与艺术深度的优秀影视剧《觉醒年代》。

它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可敬、可佩、可学的鲜活青春榜样。

它生动塑造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以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代新文化巨人的群体风采；它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必然性；它将五四新文化摧枯拉朽、一往无前的时代精神表现得历历在目、酣畅淋漓；它将五四青年追求祖国新生、追求民主科学、追求自由解放的初心表现得青春激荡、热血沸腾……

由剧推己，观后不仅感慨，这是一场隆重的建党百年献礼，也是一次崇高的精神洗礼。

剧中真实细致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描绘出一批民族先进分子，探索思想和发现真理的艰辛历程、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的不断实践。

一部优秀的影视剧作品的艺术魅力即在共情中，“做有为青年”成为了该剧弹幕里、网络评论区的高频词。可见，在这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能够清晰洞见青年之榜样，点燃青春之梦想。

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毛泽东同志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在今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之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和启示。蔡元培一直认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蔡元培携教育救国大计走入北大之时，北大校风校纪混乱、学风腐败不严谨校长频频更换几轮，都没能正校风。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有责任去承担风险”就是这样一句话，蔡元培带着坚定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步入了北大的校门。

他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言：“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

著名的教育家杜威这样说过：

“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

剧中还生动的阐释了元培先生对读书与救国的看法。他认为，要永久地唤醒国民，“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知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蔡元培点明学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学问。经过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力学报国”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电报中，学生们也表露了“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这深深地感动了元培先生。

于是他说道：“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认为，对学生而言，读书是救亡的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永久性的基础。

元培先生还指出，教育的目标是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担负将来之文化、独立不惧之精神、安贫乐道之志趣。驻足回望是为更好的审视当下，教育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大计的公益事业。

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在高等教育面临新形势的今天，重温元培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论述和实践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深的为元培先生的爱国情怀与先进思想所感染。也深刻意识到，培育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新时代有志有为青年，我们肩负重任，责无旁贷。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思想理论的奠基者，而且还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担当者和践行者。

他胸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和大无畏的担当精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李大钊特别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此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和最早的理论建树。

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除了宣传反封反帝的思想外，还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理想。在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先后出版和在报刊上发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大潮。

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以书卷言传等方式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为革命知识分子所接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剧中李大钊书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帧一幕，想必让无数人热泪盈眶。这一联掷地有声的勉语，也是他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见证他用丹心碧血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不禁让我想起多年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员，在撰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相关文章时，查阅了关于他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献与史料，屡见他“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在无比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中，他无所畏惧，坚贞不屈，我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为了求得挽救国家民族之良策，“急思深研政理”，把自己的追求与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当精神贯穿了李大钊的一生，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民族解放事业，这既是其担当精神的力量源泉，又是其担当精神的迫切追求。

纵观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担当精神一直是共产党人奋勇前进、坚韧不拔、矢志不移、不畏牺牲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新时期的青年党员干部，也务必要传承与发扬革命先驱那样的信仰与追求、责任与担当、气质与情怀。

毛泽东早在十七岁时，就因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而心生仗义济民之情。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交谈时提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追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把人生理想与世界联系起来，充分表明那时的青年人对中国与世界的鲜明感知。

第二年，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样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感想”，即“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1920年 9月，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时，题写了一幅对联挂在小礼堂里面：“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1921年初，28岁的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经过讨论，最终明确了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稍后，毛泽东会同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改造”的实际行动。

位卑未敢忘国忧，初到北大的毛泽东虽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却心系家国，怀揣鸿鹄之志。

心怀壮志，勠力前行。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毅然选择了革命道路。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中国道路”的播种者，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启蒙者。

我曾读过《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1949年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近时,毛泽东感叹道: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隽永的画境在《觉醒年代》中再现，剧中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共事的场景十分暖心。在北大图书馆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后，毛泽东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再“没有动摇过”。

于是，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立起来之时，毛泽东知晓要解决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共产主义，他便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从此，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色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他崭新的革命历程，追求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的伟大理想……今天他深沉的忧患意识、深厚的爱国情怀、执着的革命精神、伟大的中国梦想依旧影响深远，在我们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绽放着闪耀的光芒。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重点剧目《觉醒年代》，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以厚重的历史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蕴、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具有创新意义的审美表达，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更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饱满的情感灌注，致敬先驱伟业，颂扬了在那个觉醒时代里，一批共产主义者们的初心之纯、主义之真、信仰之坚和理想之美。

它不仅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优秀之作，也是一部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剧中最具风采与魅力的人物形象，依然是那个时代里思想先驱和文化先驱们的人物群像：温恭谦和、砥砺德行的蔡元培，沉稳厚重、朴实坚毅的李大钊，激情四射、慷慨率性的陈独秀，目光高远、性格刚正的青年毛泽东，冷峻孤愤、以笔为枪的思想文化先驱鲁迅等等。

通过视觉尽现出青年之榜样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超凡的品格。让我想起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这句话：“青春不是人生特定时期的名称，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

回望百年，红色记忆中的这些青年榜样与青春梦想，推动了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那一段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光辉记忆，是新时代青年人之“人生灯塔”，指引我们行远自迩,笃行不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