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全世界52%的GDP将由亚洲创造，亚洲经济增长将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这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宾杜·罗哈尼在“第一届亚行——亚洲智库发展论坛”上指出的。2013年10月30日至31日，亚行和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联合主办此次论坛，来自30多个国家的百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为促进亚洲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新兴经济体最集中的地区，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面临着增长放缓、经济转型、能源安全等诸多挑战。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生产力效率不高，未来应通过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由能源和资源驱动向创新与知识驱动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和包容将是关键。

改革，释放更多红利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亚洲各国携手应对，区域合作蓬勃发展，经济动力不断增强。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披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7.7%，我们在2013年完全有信心完成全年经济增长7.5%的目标。”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给中国及亚洲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朱光耀指出，中国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对经济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调和微调，取得了积极成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红利，同时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出席论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3年前国研中心预测自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将进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目前增速有所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依靠效率和创新，让企业成为创新驱动。要解决创新驱动的问题，就要深化改革，推动包容性的增长。如果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有大进展，中国将会进入速度有所降低但质量效益得到提高的新增长阶段，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创新，共话发展

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就“亚洲促进创新的机遇和挑战”、“亚洲包容性增长：回顾与展望”等议题交换意见。首先肯定了创新和包容的重大意义，认为亚洲要续创奇迹，一方面要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强化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使亚洲各国能够合理分享增长红利。

目前，亚洲各国在促进创新过程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创业中心主任黄建博教授表示，新加坡面临着研发投入增长还不够快，创新企业还不够多，本地企业规模较小，不足以达到可持续增长的临界规模等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田村杰对此忧心忡忡：“日本经济停滞20年、竞争力下降主要是由于私有部门研发投入不足，公司研发2007—2010年减少了20%，仅有10%的企业在研究断裂型创新。由于赤字问题，日本财政支持的创新经费近年来几乎没有增长。”

对此，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虽然，近年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各国经济转型情况差异很大，表现在多元化升级和加深的程度以及速度。“创新政策选择应根据国内市场、资源禀赋和区域特点有所区分，不能照搬别国经验。新兴市场国家可采用满足低收入群体需要的本土创新体系。”黄建博建议，亚洲应在人力资本、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创新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本。亚行学院邢玉青部长关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捷径可走，需求可以极大的推动创新。他同时也坦言，发展中国家更要考虑低收入人群的需求，通过政府鼓励和引导的方式将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起来。而对于经济发展相对强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专家们建言以推动研发平台的建设鼓励创新，加大对具有战略性、经济性、有利于提升基础科学研究能力领域的投入，创建开放式创新基地，加强企业和学术界合作，深化国际合作。

亚行研究局顾问赫苏斯·费利佩认为，亚洲不同类型经济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应开拓海外市场来吸纳劳动力并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失败的国家应建立更广泛、更深入的工业基础；已经实现多元化的国家要升级工业化水平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低收入国家的应着重发展比较优势，加强多元化和产业升级，优先发展先进产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发展多元化经济；岛国可以不走工业化路线，着重扶植服务业。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短时间内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而且不同时期面临的全球大环境不同。要将传统农业改革为现代化农业，经历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需要全面看待价值创造的过程，并加强建设基础设施、物流、服务业等方面。

包容，成就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曾由亚行在2007年提出，其基本内涵强调多赢、共赢的协调增长，以后也被人们引申为“包容式发展”，意在各国家之间以及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机会平等、协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宾杜·罗哈尼对“包容性增长”表示肯定，他希望亚洲各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通过技术和市场转型实现快速减贫，消除不平衡发展，并提供平等机会和产品。

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介绍了近年亚洲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状，1990—2010年间，亚洲GDP年均增长率达7%，经济高速增长使亚洲地区累计贫困率下降32.4%，但也伴随着许多国家的不平等加剧。对于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庄巨忠认为，政府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改善不平等现状：一是促进就业友好型增长，提高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政府需通过结构改革来平衡增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消除价格扭曲因素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同时还需强化劳动力市场机制。二是解决落后地区经济问题，降低地区不平等。政府需加强地区连通性，在落后地区设立发展中心，通过财政转移强化贫困地区人力资本，降低国内人口流动的壁垒。三是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不平等。政府应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将效率低下的综合政府补贴转变为有目标的专项补贴，同时还应优化税制，使个人所得税对GDP贡献更大。四是坚持包容性增长策略。包容性增长意味着人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包容性增长使由于个人不努力和由于环境、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的不平等区分开来，消除机会不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策略的核心，所以包容性增长也可被定义为机会均等的增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中国现阶段正处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也同时伴随着“矛盾凸显”的特征，应当注重包容式增长。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公共财政有条件、也有责任对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要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整透明的预算制度等方式，从公共财政角度切入，配套建设民主法治。二是以公共财政促进公平正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用好转移支付手段，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的领域或地区。三是以公共财政支持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促进改善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四是公共财政应当通过财政制度的创新推动经济社会活力。制度创新将有助于实现财政层级扁平化、构建合理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效能。五是公共财政应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适当倾斜于国防建设。六是公共财政应当通过税费、支出、补贴等工具及其合理组合，对生态环境、国土整治、防止污染、保护资源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