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主要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相应提高,双边财经外交对推动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并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我国与美国、英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德国、法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财经外交不断加强和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双边财经外交面临着新的形势。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金融危机助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变。“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将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继续深刻调整,经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长期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但新兴市场国家已迅速崛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步提高。第二,全球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变。发达经济体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的增长模式和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低消费、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都不可持续,转变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主要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相应提高,双边财经外交对推动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并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我国与美国、英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德国、法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财经外交不断加强和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双边财经外交面临着新的形势。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金融危机助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变。“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将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继续深刻调整,经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长期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但新兴市场国家已迅速崛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步提高。第二,全球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变。发达经济体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的增长模式和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低消费、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都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第三,围绕抢占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制高点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传统领域竞争基础上,推动新能源开发、抢占全球高端市场将是发达经济体对外扩张的新特征,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从国内层面看,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科教兴国战略深入推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制约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最终形成,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的民生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收入结构调整等政策配套措施尚需完善。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还将面临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压力,全球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产业政策等方面承受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压力。新的形势赋予我国双边财经外交新的任务。我们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以积极务实的双边财经外交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是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深化中美经济合作的共同利益,通过运筹好中美经济关系,带动我国与其他大国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二是主动引导中欧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推动构筑总体平衡和积极的大国经济关系格局。以对欧双边财经交流与合作机制为平台,加强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财经领域的务实合作。三是通过中日财长对话机制,强调中日经济合作主旋律,推进中日经济财政交流与务实合作。通过稳定和拓展中日经济关系,为巩固我国周边战略奠定良好基础。四是加强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交流与协调,巩固与周边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