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各国经济遭受重大冲击，而且加快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济治理框架的未来走向。对我国而言，危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了机遇。深入分析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对更好地开展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

此次危机是冷战后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一次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从更深层次讲，这是一场涉及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使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经济格局加快调整，催生了以G20机制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框架，并使人们对过去30年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由此建立的不同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政策框架产生了质疑。

（一）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逐渐成型

本次危机暴露出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存在的重大缺陷：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由G7主导，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居于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不到充分体现，有关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国际货币体系严重依赖美元，使美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并游离于国际货币和经济监管之外；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严重缺失，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冲击，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动提出召开G20峰会，寻求发展中大国的支持，G20峰会应运而生。从2008年11月至今共举行了三次峰会，其中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峰会明确提出G20机制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是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为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的最深刻、最具长远意义的变革，体现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现实，是新兴经济体力量大幅上升、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结果。

G20峰会机制化加速了国际格局的转变。它打破了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局面，新兴经济体首次以平等的地位跻身于世界经济金融决策核心机制，在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制定和全球事务中发言权增加，地位、影响和权益得到正式认可。

G20机制推动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调整，初步显示了权威性。一是匹兹堡峰会确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由高估国向低估国转移至少5%，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增加至少3%的投票权，这使得久拖未决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重大突破，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入了实质阶段。二是仅由发达国家参加的金融稳定论坛改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吸纳所有G20成员参与，主要负责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准则的制定；全球税收论坛通过改革和扩员，吸收发展中国家参与，主要负责国际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工作。总之，一个以G20为核心，以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的相关国际机构为支撑的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已逐渐成型。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主导地位日趋减弱，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有所增加，但国际力量对比还远未发生转折性变化，美欧等西方国家综合实力仍占绝对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体系调整与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曲折和复杂的过程。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发达国家是本次危机的发源地，也是危机的重灾区，危机后其整体经济实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及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美国国力下降，总体优势也大幅下降。更为主要的是，随着美元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也在减弱。欧洲国家受自身体制僵化、结构调整滞后等影响，在危机中遭受的冲击甚至大于美国，实现复苏的道路将更为曲折和漫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有所下降。日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失去保持了近50年的全球经济第二大国地位，越来越难于在国际上找到作为大国的支撑点。总体而言，本次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

与此相对应，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基本完好，受危机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最有希望率先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完全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其中中国将占50%以上，未来几年新兴市场贡献率将高于70%。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消长不仅表现在增量上，也表现在存量上。据高盛公司预测，“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7年将超越七国集团，比原先估计的时间提前近10年。到本世纪中叶，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协调已成为国际财经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实力增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增强，财经协调的层次不断提升，范围明显扩展。一方面，对主要国际财经协调框架的参与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内部的多边协调机制逐渐形成。最近十年来，新兴大国协调多边化、议题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股重要力量。

在G20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四国”、“基础四国”等协调机制，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气候变化融资等关键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并在会议讨论中相互呼应，使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得到各方高度重视，这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大国加强合作的作用。2009年，美国财长盖特纳两次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前主动提出参与“金砖四国”会议，寻求四国对美国政策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反映出美国在推动解决全球经济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寻求新兴市场国家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发展中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显著上升。

（四）国际金融危机为东亚财金合作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改变了全球治理框架和力量对比格局，也对东亚区域的财金合作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东亚经济虽然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但恢复势头较为强劲。面对外部冲击，本地区成员合作意愿大为增强，使东亚财金合作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清迈倡议多边化取得重大进展，各方同意建立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东亚合作也日益成为域内外各主要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美国新政府高调重返东南亚，奥巴马政府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举行了首次10+1峰会。日本鸠山新政府更加重视亚洲，在多个场合积极宣传“东亚共同体”理念，积极提升自身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10+1、10+3和东亚峰会等各种机制在竞争中发展，东亚共同体、亚太共同体等涉及本地区未来方向的不同主张激烈碰撞。未来区域合作格局将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为区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五）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作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经济学思想，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主张国家干预最小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借助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但实践证明，几乎所有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都陷于长期经济困境，有些国家甚至爆发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先后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行遭到失败。

本次金融危机在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包括中国发展道路在内的不同发展模式。美国前财长鲁宾认为，以高效政府为保障的市场经济可能将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根据他的总结，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和资源配置、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政治稳定、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化。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上述全部特征。总结本次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也使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识到中国的经验是对现有发展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二、危机后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一揽子计划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率先实现复苏。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一是作为G20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在该机制下首次掌握了塑造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权力。从积极参与变成主动塑造，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变为核心成员参加到国际经济核心机制，这为我国主动营造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机遇。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没有中国参与，任何重大国际事务都难以妥善解决，这将为我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创造条件。

二是在推动东亚区域财金合作上面临历史性机遇。我国化危机为契机，积极引导和推动东亚财金合作进程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在合作进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合作各方的认可，同时也在区域资金救助机制安排（清迈倡议多边化）中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地位。这为引领区域财金合作的发展方向，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区域金融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对区域财金合作的未来方向、框架设计、机制建设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将进一步增强。

三是我国的发展道路和理念得到更多关注和积极评价。我国妥善应对并率先走出危机，为全球合作应对危机做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制度和模式，从以前一味攻击、挑剔转为加强研究、承认甚至是赞赏。这为我国提升软实力，增强道义感召力，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机遇。

四是我国率先走出危机并抢占未来发展先机，为培育长远发展新优势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新兴大国，我国在清洁能源、环保等未来新兴产业领域具有后发优势和广阔市场，如能把握时机，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体制机制，将可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为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面临的挑战

一是“中国责任论”的压力持续增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西方国家要求“出钱出力”，并在市场开放、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提高要价，“软遏制”意图明显。

二是面临更为复杂的大国关系。当前，大国关系出现明显变化，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新兴市场大国实力迅速上升，国际经济格局正处于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传统利益博弈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也将不断深化，大国关系将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在全球层面如何处理与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大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区域层面如何处理与日、美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与互动，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和平发展战略以及稳定周边、积极有所作为等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是G20机制有可能成为新的势力竞争场所。发达国家不甘心主导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则积极推动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双方在G20机制下的斗争将会十分激烈。冷战的产物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相互对抗；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特别是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深。我国在各方博弈中如何准确定位，避免成为矛盾焦点，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

三、深化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

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在此特殊历史时期，必须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深入开展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处理好与发展中大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是确保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取得务实成果的重要基础。我们的优势在于同各方都有联系，同各方都有利益交汇点。一方面，应继续利用“金砖四国”、“基础四国”等现有平台，加强与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在重大国际财经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体发言权，同时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信任基础，避免出现单打独斗的局面。另一方面，考虑到美、英等西方大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仍起主导作用，且在诸多重大财金议题上需借重我国力量，应妥善处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大国博弈中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在区域合作中，还应客观分析和处理与日、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将中日、中美在本地区的互动变为促进双方关系健康发展、促进地区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

二是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作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我国与传统经济强国之间的利益交叉点日益增多，在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将出现更多分歧和摩擦。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压我国承担更大责任。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拒绝接受超出能力范围和发展阶段的责任，同时也应客观看待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是着力推进区域合作。区域财金合作涉及区域合作利益分配格局，是我国运筹周边、积极有所作为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可发挥核心作用的财金合作机制之一。我国在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应继续以10+3为主渠道，着力推进区域财金合作向前发展，统筹运用各种区域、次区域和双边渠道，进一步完善参与合作的总体布局；加大在资金、人力等各方面的投入，积极有所作为，巩固和提升在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根据本区域的现实情况，围绕资金救助、经济监测、金融市场发展等重点领域推动合作取得实效。财

（作者为财政部国际司司长）

责任编辑 廖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