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京都四月,春光明媚。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笔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王绍飞同志。我和王绍飞同志是初次见面,但对他的一些著作却并不陌生。他的著作颇有新意,能给人以启迪。这次走访,主要是想就当前财政经济界所关注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两年经济发展较快,而财政赤字反而增大,请他谈谈看法。
王绍飞同志今年56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布履布装,风貌平易简朴。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操一口山西灵丘县乡音,从容地回答着笔者提出的问题。他说,当前形势很好,这两年我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1983年社会总产值比1982年增长10.93%,1984年又比1983年增长16.13%。同一时期,财政赤字反而增大了,1983年比1982年增加14%,1984年又比1983年增加12.7%。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讲,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不协调。
王绍飞同志对数字的记忆非常准确。他喝了一口茶,接着以简明的语言说,你知道,财政收入不是由社会总产值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产值的增长幅度和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益两个因素决定的。在经济效益不变的情况下,财政的税利收入可以与社会总产值...
京都四月,春光明媚。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笔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王绍飞同志。我和王绍飞同志是初次见面,但对他的一些著作却并不陌生。他的著作颇有新意,能给人以启迪。这次走访,主要是想就当前财政经济界所关注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两年经济发展较快,而财政赤字反而增大,请他谈谈看法。
王绍飞同志今年56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布履布装,风貌平易简朴。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操一口山西灵丘县乡音,从容地回答着笔者提出的问题。他说,当前形势很好,这两年我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1983年社会总产值比1982年增长10.93%,1984年又比1983年增长16.13%。同一时期,财政赤字反而增大了,1983年比1982年增加14%,1984年又比1983年增加12.7%。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讲,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不协调。
王绍飞同志对数字的记忆非常准确。他喝了一口茶,接着以简明的语言说,你知道,财政收入不是由社会总产值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产值的增长幅度和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益两个因素决定的。在经济效益不变的情况下,财政的税利收入可以与社会总产值等速增长;在经济效益提高的情况下,财政的税利收入增长的速度可以超过产值的增长速度;在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下,财政税利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会低于产值的增长速度。这两年,财政税利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1984年社会总产值比1982年增长28.82%,而同一时期,财政税利收入只增长了20.18%,如果财政税利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等速增长,两年可多收86亿元,赤字非但不会增加,而且会缩小。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广,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只是从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侧面,说说它对减少财政赤字的影响。
讲到这里,王绍飞同志指着我说,你是《财政》月刊编辑部的,我还想从预算管理的角度讲一点意见.这几年编预算,是基本平衡,略有赤字。前两年中央有赤字,地方有结余,国家预算赤字未突破。近年来,有的地方也打赤字预算了,结果国家预算赤字就守不住了。从财政学的观点讲,我是不赞成打赤字预算的。我们应当摆脱西方补偿性的理财方式的影响,什么“赤字起动论”、“周期平衡论”,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过时的财政理论。据我所知,许多国家已提出要抛弃它。日本走了几十年赤字预算的道路,饱尝了赤字预算之苦,现在他们提出要重建财政,恢复平衡。其实,坚持财政平衡、略有结余,是我们的传统理财理论,外国已开始重视研究它,可我们有的同志却想沿用资本主义国家过时了的补偿性的理财方式.你说怪不怪?
王绍飞同志谈得兴致很浓,我又请他谈了我国财政状况怎样才能实现根本好转的问题。他略加思索,畅朗地说,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防止和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继续把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并在这个前提下求得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经济决定财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不纠正,解决赤字问题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客观规律的.用打赤字的办法加速经济的发展,是没有取得好效果的先例的。要实现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必须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微观上要放开搞活,宏观上要加强控制和管理。一要调整分配关系,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要全面研究我们的税制,吸收国内外的经验,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特点的税制,保证把应归国家支配的剩余产品及时足额地集中起来,杜绝跑冒滴漏;三要明确划分补偿与分配剩余产品的界限,把一切不属于补偿生产消耗的费用从成本中剔除,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被挤占;四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防止资金分散,影响效益;五要加强综合平衡,把全社会的财力纳入计划轨道,以便协调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保持合理的分配结构,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实行这些措施之后,我想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时日是会早些到来的。
听了王绍飞同志的上述谈话,使我不禁联想起他的代表作《财政学新论》。无论是这次谈话,还是《财政学新论》,都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学术观点。王绍飞同志在学术上是赞同已故孙冶方同志的“财政学的核心是研究M”的观点的。他认为,财政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分配剩余产品的经济形式,国民收入中的剩余产品是财政分配的对象,是财政分配的规定性。他以“M”为财政的分配范围,建立起新的财政学体系,自成一个学术流派。他在《财政学新论》一书中,从财政关系的起源和发展写起,阐述了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论述了财政收支的数量界限、经济内容,提出了财政效果和财政发展的战略目标等问题。这本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尽管有些观点在财政学界是有分歧的,但这本书对推动财政学界的学术研究,开展百家争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就听说,王绍飞同志是一位由农民到战士到财政学家的共产党员。少年时当过儿童团长,他的党龄比工龄还长。解放战争时期,在老家山西灵丘县四区当过武装部教导员和大阳丰六区副区长。解放后,担任过察哈尔省税务局调研股长,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预算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从事财政学的研究工作。他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同他的刻苦勤奋、勇于探索以及严肃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他就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理论为基础,研究建立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财政学观点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起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他成了“孙冶方一伙”的重要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正当他想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书的时候,不幸又患了癌症,1979年作了胸腔手术。这些祸难没有动摇他向科学进军的信念,没有改变他思考学术问题的习惯。他在病榻上打腹稿,在疗养中握笔疾书,二十多万字的《财政学新论》就是这样脱稿的。
“对我来说,不能工作是最大的痛苦,我要‘垂死挣扎’,向生命索取科学成果!”王绍飞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访问时,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溶沧和副研究员杜萌崑同志在座,他们告诉笔者,王绍飞同志在最近几年,强忍着病痛,刻苦地研究财政金融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结合现实工作的理论问题。他一天几百字几百字地写呀,写呀……已写出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40篇,约25万字。他以使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精力,主持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他和所内同志合编的《财贸经济部门发展战略》一书即将出版,现在正组织人力编写国家预算、国家税收、社会主义资金使用效果以及财政体制等四部书。他还亲自带着两个研究生和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
当我整理这篇访问记时,耳边又响起了访问那天刘溶沧同志讲过的几句话:“绍飞同志在科研道路上既有那么一股子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又有那么一股子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敢于冲锋陷阵的气势,他实在不象一个癌症缠身的人。”是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学习的。让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去开拓新的财政科研领域,去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