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内需求不振，生产效率下滑，失业率时有攀升，通货紧缩不断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冲击汽车、家电等传统支柱产业，使得各方对日本经济前景疑虑加深。日本当前经济状况如何，长期停滞不前根源何在，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本文将就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低速甚至停滞状态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由于信贷紧缩过急过快，经济未能“软着陆”，日经平均指数从1989年12月29日历史高点38915.87点跌至1990年4月2日的28002.07点，房地产价格也大幅下降，1990—1992年东京都房地产总值下跌近93万亿日元。由于银行自有资本快速缩水，纷纷推出金融紧缩措施，加快回收贷款，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张，企业资金状况急剧恶化，金融资产遭到抛售，资产价格暴跌，产生大量不良债权，经济体系运行陷入恶性循环。

自此，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在此期间，日元汇率长期居高不下，实际利率处于相对高位，累积了大量不良贷款，股市萎靡不振，实际工资水平下滑，失业率上升，国内个人消费和需求疲弱，企业利润开始下滑，投资意愿持续降低，出现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加上日本政府更迭频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悲观情绪蔓延，虽然几届政府多次采取刺激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复苏势头乏力。

日本经济的“失去”和低迷，既是相对其高速发展阶段而言，也是相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与战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日本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1956—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高达9.7%，1971—1993年也有3.9%，而1991—2009年增长率平均仅为0.8%，名义增长平均仅0.25%，2008、2009两年还前所未有地连续大幅下降。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日本经济表现也相对逊色。1997—2007年间，美国GDP增长了69.7%，日本仅增长约1.5%，相比几乎没有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大幅下滑5%，衰退程度也较美国-2.5%和欧盟-3.9%严重。

二、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日本经济低迷，发端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期间历任政府多次推出刺激措施，但经济仍无法摆脱长期停滞状态，根源在于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财政政策失灵，金融体系效率低下，产业政策导向有误，国内市场过度保护，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等。

（一）财政困境难以扭转，调控效果与政策空间有限。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截至2013年6月，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1000万亿日元（约合10.4万亿美元）。日本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财政投入，不仅累积巨额债务，还影响到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削弱了财政持续调控能力，限制了通过开支带动公共投资的空间。由于政府投资效率相对低下，产生相当程度的浪费，在投入产生效率上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金融体系效率不足，货币刺激政策失效。在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下，间接金融占有主要地位，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中心。由于泡沫破裂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突出，银行业萎靡不振，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零利率”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政策严重失灵。此外，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不足，风险管理机制有待健全，金融市场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力制衡手段，也是金融体系未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因素。

（三）产业政策导向有误，产业结构发展失衡。日本政府在战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泡沫经济后，经济总体状况欠佳，大量企业背负巨额贷款，无力实施必要的结构调整，而政府未能及时行动，实施符合经济健康成长的产业政策，使得主导产业选择出现失误，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及相关部门。政府研发经费投入相对不足，重应用轻基础研究，错过高科技特别是信息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未能推动生产力低下、缺乏竞争力行业的调整，误失大规模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日本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制造业陆续向海外转移，产业空心化严重，而政府大力支持的地方产业，如服务业和建筑业，则在政府保护下继续维持其低效状态。

（四）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市场作用有待增强。多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影响甚至主导，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的作用与角色面临挑战。“官产复合体”体制下，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弱化了企业自立、竞争和应变的能力。政府严格控制某些禁止市场竞争的领域和行业，设置了各类进出口壁垒；出于对社会稳定而非经济效率的考虑，政府还采取预算和税收调节方式，保护某些效益不好的特定公司和人群，导致某些行业和市场竞争不足，也影响了新兴行业的发展和壮大。由于政府过于重视GDP增长，过度干预市场运行，造成国内市场的封闭性，国际化进程始终存在局限，政府应对泡沫表现也乏善可陈，金融政策的失误，随后的“复合萧条”，都暴露出“政府失灵”。

（五）政策缺乏规划与连续性，体制改革未能及时跟进。由于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20年间先后有16任首相执政，日本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政府无法制订和实施行之有效的中长期经济振兴政策，难以妥善应对外部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此外，战后日本奉行的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创造“东亚奇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日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模式也面临调整的需要，日本政府在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方面一直裹足不前。

（六）少子高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要素投入不足。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明显，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在战后初期不足5%，2011年上升到22.7%，老龄化率全球最高。少子高龄化是经济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对供给和需求都有负面影响，削弱了生产力，加重社会保障负担，加剧经济低迷；老龄化社会中青年劳动力减少，技术技能的传承会受到影响，不利于技术研发、推广和进步；老年人更墨守成规，不利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的产生和发展等。由于劳动人口占比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达0.7%。少子高龄化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沉重负担，也使得财政失衡状态难以根本扭转。

三、全面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状况和发展水平

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放缓，某种意义上是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必然趋势，但20年来增长率平均不足1%，经济活力明显下降则是财政状况恶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影响的结果。虽然日本经济在数量增长上放缓，但经济运行情况平稳，金融体系经过调整逐渐趋于更加健康，社会发展指标领先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萧条”现象，如失业人口剧增、经济长期负增长、国民经济难以为继、生活水平普遍大幅下降等问题，经济呈现一种数量缓慢增长、地位相对下降的状况，发展水平领先多数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只是在数量增长上而不是发展质量上的“失去二十年”。

一些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显示，日本经济运行体系整体上仍然相当健康：一是日本GDP总体上仍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1991—2009年间GDP年均增长0.8%，近期在安倍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可望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二是日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在全球仍名列前茅，2012年日本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三（5.96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全球第一（296.1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全球最高（1547万亿日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二（2012年9月1.28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46736美元，位居世界前茅；三是日本就业情况好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失业率最高为2002年（5.4%），绝大多数年份在5%以下，目前约为4.1%，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即失业率4%以内，同期欧洲则出现两位数的高失业率；四是日本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高端位置，国民素质较高，企业实力雄厚，专利申请数量在2010年前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实效专利量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仅2000年以后就有11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企业创新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五是日本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上述方面，不仅保障日本平稳渡过经济低迷阶段，还为可能的转型与变革提供了坚实基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日本仍是全球最完善、最发达的经济体。

四、安倍“新经济政策”意在标本兼治

2012年12月以来，安倍政府在财政、金融及经济增长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措施，以刺激经济走出通缩和低迷状态，重拾经济活力，主要措施包括实施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两年内将通胀率推高到2%；继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制订并实施一揽子经济长期增长战略，包括250多项具体政策，旨在促进产业振兴和国际市场开拓，包括放宽各种行政管制，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医疗、信息技术等领域，设立“国家战略特区”等。

短期看，上述政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得益于外部需求好转及安倍经济政策的刺激，2013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显著加快，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增长4.1%，同比增长0.4%，超出此前各方预期。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速0.9%，同比增长速度也高达3.8%。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日经225指数上涨了54%，日元对美元贬值了28%。2013年8月份核心CPI较上年同期增长0.8%，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刷新五年高位，显示通缩压力消退的迹象。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28%，一度至103.74低点。安倍政府希望从推高通胀和日元贬值入手，推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迷，但解决政府债务高企、创新不足、少子老龄化等长期深层次问题仍是日本摆脱困境的关键，而其长期增长战略的实施与成效仍有待观察。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一）警惕和预防可能发生的泡沫。日本经济受累于泡沫经济，中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房地产和股市快速上涨，1989年东京都地价总值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日本政府为抑制泡沫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但未能实现经济软着陆，反而引发泡沫的大规模破裂。在我国，据估算2010年北京地价总值就已超过当年美国GDP总值，显示国内房地产泡沫已经相当严重。我们认为，对经济中存在的泡沫成分，政府应及早采取措施有步骤地加以化解，防止泡沫膨胀，消除已经存在泡沫成分，积极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同时，对于泡沫后果做好预案和准备，包括强化民众契约意识，加强投资风险教育，完善相关法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全社会对可能出现风险的防范与承受能力等。

（二）高度重视少子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少子老龄化在供给、需求、创新、社保等多方面影响社会发展。中国目前老龄化加速发展，与日本相比速度更快，但经济发展阶段相对落后，很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需要尽快调整相应的人口、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将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应对老龄化迈出重要一步，但步伐仍嫌不足。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方面，日本2012年“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三）与时俱进定位和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日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面临放松管制、刺激创业、企业改制等各方面调整和改革的需要。中国与日本在一些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如日本出口制造业实现充分市场竞争，部分国内导向行业“被社会主义垄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下一步将面临转变政府职能的挑战，如何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用“看得见的手”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及时化解政府债务的累积与影响。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潜在风险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日本倚重高储蓄率，靠投资带动经济，而后面临本币升值、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竞争力削弱、投资带动经济形成大量债务、老龄化使劳动人口比率下降、整体偿债能力减弱等问题，中国有的正在面对，有的可能遭遇，不同的是日本有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债务承受能力更高。目前，中国已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包括“将通过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以及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多种举措。”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处理上，应及早采取明确而具体措施，化解防范可能风险，有助于避免走向日本式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的状况。

责任编辑 黄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