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左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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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前夕,中国财政学会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了。
从历史看,农村是我国革命赖以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当时叫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新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就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新民主主义财政中孕育成长的。
从当前看,我国的改革,也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成功,然后推及城市和全国。可以说,农村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先声。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而加强农业的发展,把它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的首要问题。
因此,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当前看,成立农村财政研究会这样一个学术组织,研究和探索农村财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村经济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七·七”抗战五十周年的到来和农村财政研究会的成立,引起人们对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的许多回忆和种种联想。
五十年前,即1937年的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在“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前夕,中国财政学会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了。
从历史看,农村是我国革命赖以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当时叫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新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就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新民主主义财政中孕育成长的。
从当前看,我国的改革,也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成功,然后推及城市和全国。可以说,农村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先声。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而加强农业的发展,把它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的首要问题。
因此,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当前看,成立农村财政研究会这样一个学术组织,研究和探索农村财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村经济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七·七”抗战五十周年的到来和农村财政研究会的成立,引起人们对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的许多回忆和种种联想。
五十年前,即1937年的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伟大而持久的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中国和东方历史上,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论持久战》)农村根据地的财政建设就是这种奇观,壮举、伟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值得回忆一番,总结一番,作为青年人必修的历史课传授一番。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现在一提到根据地的财政,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供给制。其实,供给制只是对当时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实行的一种生活待遇制度,并不是根据地财政建设的全部。在根据地,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那里学习治国安民的艺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型。这一点同苏联的十月革命很不相同,是我们在全国解放后,能很快地转入正常的有秩序的经济建设,而没有象苏联那样由于没有经验和缺乏经过实践锻炼的干部使生产在一些时期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当时除建立了财政以外,还独立自主地发行货币,办银行,开商店。在贸易上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管制的政策,拿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资如粮食、山货等,运用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战线上展开对敌斗争,包括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争夺市场和物资的斗争,等等,并把这些斗争同保卫根据地的生产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形成财经战线的“铜墙铁壁”。经济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没有“海关”,但可以发动群众形成“人造海关”(群众性的缉私线)。当时,财政、银行、商业三位一体,统一对外,斗争是成功的。1943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异常残酷的血腥扫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之下,我们阜平的商店仍然在战争间隙中做了买卖,将坚壁的粮、盐、布匹等卖给群众,在三个月的大扫荡中,贸易没有中断,物资没有损失,保证了供应,支持了群众的反扫荡。此外,在封锁线和铁路线夹缝的集镇上,开商店,同敌人争夺物资;设税务所,收税;缉私并加强集市管理。这些确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根据地的财贸工作,确实具有中国的特色。
(二)现在一提到根据地的财政,人们认为那只是供给财政。当时,处于战争中,供给财政,是事实,但在财政的取和予两个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特点和创造。有些,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财政上要讲究取予之道(一收一支),在形式上古今是相同的,古语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的这件事,但本质上却根本不同。一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一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个是予是为了取,为了更多地取,“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他们甚至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最后弄得官逼民反;一个是取是为了予,为了更多地予,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
根据地的财政,在取的方面有创造。财政收入来自三个方面:取之于民,取之于己,取之于敌。甚至在一个时期,取之于己和取之于敌的占了收入的大部分,如陕甘宁边区,1943年到1945年三年里,取之于民者最多占47%,最少占20%,均不及一半。至于前方,加上取之于敌则更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认为不仅是中国史上的奇迹,世界史上恐也少见。三大纪律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要小看这一条,特别是武器的供应主要在前线(据当时计算,一发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不如此,怎么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国民党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时,我们能很快组织起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人的大兵团呢?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这不是笑话。
取之于民的方面,主要是公粮,但所征实物品种,除粮食外还有柴草和土布等。这看来平常,实际上关系到名义负担和实际负担的问题。战争期间农民负担是不轻的,征收不同品种,使农民上山打几担柴,妇女在家织几匹布都可以抵交公粮,因而负担虽重而民不伤。
粮食的供应与保管更有特色。粮票制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军政人员吃粮靠发粮票,粮食则由老百姓分散保管。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曾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这克服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困难,只携带粮票就行了,使游击队如同在大海里游泳,轻装前进而无后顾之忧,认为把“供给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当时每个乡村都有不脱产的财粮委员,部队来了,他们肩上扛上一杆秤,到各家去取粮。这些财粮干部大多精明强干,既会算统一累进税,又会记帐算帐,还会做群众工作,真是了不起。这种粮食供给制度的成功,说明了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关键是看它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完全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是不行的。
以上说了取,在予的方面也与众不同。新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增选了一篇《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文,从中可以看出予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抗战,为了革命,我们向人民要东西(征粮征税)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方面的革命工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的革命工作,而且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给人民以东西,这就是组织和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话说,以90%的力量解决救民私粮,然后以10%的力量取得救国公粮。只有前者用了力,后者才轻而易举。只有我们“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人民群众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只有懂得并且正确处理了取与予这两方面的关系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应该说,根据地的广大财政工作者,称得上是一些完全的革命家和理财家。
今天,取之于己大大发展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取之于敌没有了,但却能取之于外,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足,吸引外资的手段不多,利用外资的效益也不够理想,外贸出口有的地区和单位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能统一对外,让“肥水落入外人田”。资金象这样使用,没有高的效益,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予。
在理论上,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整整一代人,在思想上、理论上、干部上为社会主义财经建设作了准备。毛泽东关于根据地理财思想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比如,关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的思想;以90%的力量领导人民发展生产,以10%的力量取得税收的思想;精兵简政,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思想;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和建设是会计制度的原则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增产与节约并重的思想等等,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从以上取与予的关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引伸出一个问题:物质利益的正确界限是什么?或者说物质利益要不要有一个政策界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懂得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里有一个什么是群众的利益,怎样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怎样把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利益统一起来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利益有着不同的政策界限。一要政策正确,二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给老百姓什么呢?回忆起来,大体是:(1)减租减息,(2)合理负担,(3)发展生产,并开展对敌斗争,保卫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与此同时,又必须交租交息。合理负担,但不能把负担完全加到地主和富农身上,负担面不能低于农户的80%。解放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物质利益扩大了。但土地改革有两条界限:一是不侵犯中农利益,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洛阳解放时,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电示:不要提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争取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看作是群众最大的利益所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以中央苏区1931—1934年“左”倾路线执行的近视的过左的政策为戒,那时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个人福利为目标,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革命失败了,还有什么物质利益可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财政上说恐怕就是“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与政策,这个口号在开始发动群众时有积极作用,但建立了政权和军队,没有正确的取之于民的方法,庞大的军队的供给完全靠敲大户怎么行?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人民最大的物质利益是什么?工资、奖金当然重要,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最根本的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不断扩大这方面的物质利益。这一点人们往往看不见。我国从清朝末年张之洞起,经过北洋军阀到蒋介石,70年间创办的近代工业,包括民族资本家创办的企业和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兴办的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只有200亿元左右(见李先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财政的伟大成就》),这份遗产少得可怜。从1949——1985年三十六年间,国家财政固定资产投资8651亿元,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8005亿元,比旧中国70年形成的资产多几十倍,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进行四化建设的最主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如果说,战争年代群众最根本的物质利益是赢得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人民物质利益不断提高的根本保证,是真正的铁饭碗。那么,当前最根本的物质利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四化建设搞成功,实现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再经过30到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如果失败,达不到这个目标,或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回到资本主义,那还有什么人民的物质利益可言?要教育人民用长远观点看待自己的物质利益。目前有的地方,用股份制的名义和形式,低估国有资产,高抬股息红利,化国为企,化公为私,低价拍卖甚至无偿瓜分全民财产等,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实力,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物质利益的。
(四)从教育人民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引伸出另一个问题:一一般地说,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目光容易短浅,但是,民主革命的实践表明,经过战争的锻炼和党的教育,广大农民在负担问题上却表现出具有远大的眼光,慷慨解囊。他们懂得,今天的负担正是为了将来的幸福,如果不胜利,他们便不会有更好的日子过,所以,在抗战中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要人出人,要粮出粮。游击区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公粮给人民政府。解放战争时期,“脱了裤子过长江”。“车轮滚滚”,山东农民推小车把粮食运过长江,陈毅同志说:我们的胜利是老乡用小车推出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女干部春妮支前一直支到上海。这是为什么?可是,在今天的改革和经营承包中,却有不少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厂长和党的干部反而近视起来,往往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只以短期利益为追求目标,这又是为什么?我的印象是,农村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是当作一场革命的政治斗争来搞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增加农民的物质利益,而是通过这些运动对农民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谁养活谁,社会发展史到共产主义远景,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人的因素,弥补了物的因素的不足。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多次指出:这种政治上的军民动员实在太重要了,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战争的胜利。人民也在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在战争中唱出来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只是对群众,对干部更为重要。当时的干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群众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光明。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谈到,1942年,敌人的三光政策加灾荒,边区粮食严重困难,军区政治部下令不许军队与老百姓争食树叶,以致引起农民找聂帅提意见,说吃树叶的权利是共产党八路军为我们争来的,如果为我们争来吃树叶权利的八路军却无权吃树叶,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戎子和同志在《财政》杂志连载的关于晋冀鲁豫边区的片断回忆中提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招待边区参议长申伯纯,客人吃馒头,杨主席吃小米饭,客人吃不下去,因此争执起来,事情传到外边,干部群众能不感动?农民通过大量事实感到,他们把孩子交给八路军,把钱粮交给人民政府,他们是放心的。可见,巨大的、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会变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而现在,就连一个禁止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问题,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还老是解决不了呢?不能不说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重要原因。看来,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是不对的,但是,只讲物质利益,不讲政治挂帅,不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不对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强调物质利益是必要的,但不能走过头。我们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搞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一切向钱看”是顺理成章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搞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这样,政治思想工作自然被贬低到不应有的地位。还有的对过去的经验与成绩,否定过头,贬低过头,这样不利于我们利用已有的成功经验,利用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促进四化建设。
(五)从当时分散的、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现状出发,财经体制上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高度分散,有关征收办法、供给标准等,各地因地制宜,各不相同。同时,又高度统一,主要是政策统一。政策不仅是只有原则,而是很具体,很严格的。拿农村财政来说,有三条规定:(1)征收公粮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20%;(2)脱产的军政人员不能超过负担人口的3%;(3)在脱产人员中军队与地方行政人员的比例是2∶1。这是几条硬杠子,很具体,很见效。联系现在,关于宏观控制我们谈得不少,但具体可行的硬杠子却不多。比如,对每年向社会投放的货币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财政支出规模等等宏观控制的对象,就应建立一套具体的价值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也要成为硬杠子,不这样不能控制住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以上说了五个方面。其他值得回忆总结的还很多。在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时候,我觉得回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业绩,总结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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