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金国攻陷北宋京城汴梁，太上皇赵佶，钦宗赵恒和后宫王公大臣一道成为俘虏，北宋灭亡。被派出议和的康王赵构在途中被手下立为皇帝，“南宋”建立。作为国家的血脉，南宋的财政可以用一个“乱”字来概括，值得后人借鉴与深思。

财政体制乱

和历代王朝一样，南宋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理财机构，但统管国家财赋的专职机构即户部始终没有将财赋统管起来。秦桧当权时在户部之外另创“南库”，将本属户部管理的部分收入划归南库，成为他个人随意支配的“小金库”。当户部捉襟见肘时，他的南库却“金帛山积”。秦桧死后，这个金库被皇帝占为已有，成为“御前库”。孝宗登基后，又以五百三十贯的本钱创立“封桩库”，自称建此库的意图主要是“上以奉二亲，下以犒军而已”，实际上是又一个小金库。对于皇帝的金库，“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其存亡”，即皇帝金库的钱物除皇帝外谁也不能过问。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结余、各级官员的奉献等都是皇帝金库收入来源。户部没钱，向皇帝借时，必须加息还本，大臣李椿称“朝廷之于户部，遂分彼此，告借之与索价，有同市道”。皇帝所掌金库资金可比户部，孝宗时国家一年财政收支总额约五千五百万緍，而淳熙十年检点皇帝内外桩库积钱四千七百余万緍，其中封桩库有三千余万緍。理宗宝佑四年，为鼓励军队抵御蒙古大军，“出内库银帛犒师，前后出緍钱七千七百万緍，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南宗灭亡前三年即度宗咸淳八年，“于封桩库拨金十万两，银五十万两，关子一千万贯，充都督府公用”，可见皇帝小金库钱财之多。历史上皇帝宫内大都有专门理财机构，但皇帝私人的支出和国家财政支出大多数王朝还是统一核算的，很少像南宋那样各成体统，而且皇帝金库数量之巨，历代难及。即使是户部所管财赋也不统一，户部所辖五司，各管各的收入，负责收支总预算的度支官员也难掌握本部所管财赋情况。

在地方，南宋实行由中央为主的集权财政管理模式，盐、茶、榷务均由朝廷在地方设专门机构管理，还在全国设总领所主管军队的财政收支，郡、县等地方官最初也由通判专门负责财赋管理。但各主管部门也是各行其事，户部也管不了。如淳熙三年，南宋派中央官员检查地方财政情况，发现淮东总领所侵盗大军钱粮累数十万，湖广总领所“有别库，别历所收”，也就是地方财政主管部门也设有小金库。

财政收支乱

在收入方面。一是项目多。南宋初国家收入名目有五十二项，后又加十三项。到了地方，又任意加项，有所谓“辞役钱”、“地理钱”、“节料钱”“过都钱”等等，有些项目尽管朝廷已经取消，但各地仍继续收。朱熹任漳州知府时，一次就奏除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制钱四百万，可见一斑。二是随意加重。户部侍朗韩彦古称当时“民间合输一石，不止两石；纳一匹，不止两匹，自正数之外，大率增倍”。大臣朱胜非则讲有的农民“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七八千者”。三是预收。一些地方官为了创政绩，不仅多收乱支，还提前收。有良心的大臣痛斥“郡县之政，最害民者，莫甚于预借，盖一年税赋，支遣不足，而又预借于明年，是名日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有些地方预借不仅一年，长则几年乃至十多年。四是乱发纸币，强征民田。南宋王朝为了敛财，向社会大肆发行纸币，用新币换旧币，不断贬值收购，坑害百姓，到贾似道当权时，国家信用全无，民穷已极。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他又想出了“公田法”，将全国民户按统一标准（每户二百亩）限田，超出部分由国家强买三分之一充公田，且均用纸币购买或打欠条，然后交给农户高价租种。到后来几乎所有农户的田都被强征。五是收入权分散。各权力部门都在收钱，皇帝的封桩库收、户部收、地方官员收、各总领所收，而户部所收还不如其他库收的多，如四川的财赋收入，最高时每年向户部三司交五百万緍，而向四川总领所交二千五百万緍，是户部的五倍。所有负担，都加于中下户，因此不少农民弃田不种，“官户沦落，十空九空”，官员们为收税赋，“残人之肢体，或坏人之手足，或因微罪陨其性命，或罹其辜而破其家业”，农民、盐民、茶民被逼挺而走险，不断揭杆而起。

在支出方面。南宋的统治区域虽比北宋少了一多半，但其支出却比北宋大得多。宋孝宗对他的儿子说“当今天下财富，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也就是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除此之外，南宋朝廷要每年向金国纳贡数十万緍帛，皇帝、太后、皇后还要以个人名义向金国的皇帝、皇后送礼，“皇太后岁遗金主之后亦以万计”。皇帝求天保佑，经常举行祭祀，每次用钱都以千万计。南宋实行分级财政，主要收入都由中央集中，大宗税赋“皆不在州县”，“诸郡赋入甚寡”，可地方财政不仅要养吏、养军队，还要救灾，还要想办法“创造羡余”给皇帝送礼，以求重用提拔，如乾道七年提举官张谭以地方财政结余二十万贯的名义献给朝廷，因此马上被提升一级，“不期年，擢广西通判”。作为统管财政的户部，不仅要管军、官、民用正常开支，还要应付内宫的索取、地方的额外要钱。如孝宗皇帝很喜欢的大臣钱良臣任淮东总领，由于关系特殊，户部每年对此地的预算拨款都比别处多，可他还不满意，常“以岁用不足请于朝廷”。因此，户部常常入不敷支，绍兴十七年赤字二百万緍，到乾道二年来已达六百余万緍。

掌管财赋的官员多而乱

南宋负责理财的不仅有户部，有时皇帝“亲自”抓财政，太师、宰相主管财政，太监也插手财政。派到地方管财政的，有户部的官员，其他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能兼职财政，如礼部侍部钱良臣就兼管淮东总领，太府少卿贾似道“湖广总领财赋”，军队将帅也统管过一方财政。在州县，财政是第一要务，“为令者惟知官钱为急”。辛弃疾曾上书痛斥：“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整个国家形成了所有官员都想管财理财、人人都在收财用钱的局面。为防止官员理财贪污，南宋对理财官员经常变动，“多则一岁，少则半岁，已徙职而去矣”，致使无人考虑国家财政长远之计，无人了解国家财政真实详情。在南宋，官员犯错一般处理较轻，但如果管财贪污则受罚较重，将不喜欢的官员放到管财岗位上，然后找理由除掉比较容易，因此，一些权臣常以此来打击对手。如贾似道当政时，太府主簿陈蒙曾批评他误国，贾似道便任命他为“淮东总领财赋”，不久便“诬以贪污”，将其罢官抄家。

对于南宋混乱的财政体制及管理方式，孝宗作为南宋唯一想恢复大业、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曾进行过改革，至今仍不乏可取之处：一是加强对财政的领导。他登基后多次过问国家财政情况，并在中央创立国用司，任命宰相、副宰相为国用使，统管国家内外财赋；二是对南库、封桩库财物进行全面检点清查，并将南库一度划入户部管理范围；三是扩大预算编制参与范围，实行统一报账制，对各级财赋统一账目，规范收支。乾道三年，他下令京城内皇宫人员开支、各部门官员开支由国用房统一负责，地方军队由总领所负责，每月实行报告审批。淳熙三年，孝宗又根据户部侍部韩彦古“整齐天下之账目，外而责在转运司，内而责在户部，量入为出，岁考其能否而为之殿最，州县不得多取于民，朝廷亦不多取于州县”的建议，下令由户部负责先在秀州试点，对州县所管仓库、场物每处建档，“应有收到并条具上供，州用实数，各立项目抄转”，并责成户部委托转运司每半年对照地方上报账目进行一次检查，“如有虚支妄用，本司按劾”，力图纠正财政管理的混乱局面。可惜的是孝宗改革既不彻底，也不持久，他后来倦于国政，把帝位传给儿子，昏庸的光宗视父为仇人，其政治措施也就成了历史。

责任编辑 戴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