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当前看，还是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以及消费和投资结构失调两大严重挑战。本文将着重对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

据统计，1990-200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左右；平均投资率为39.1%，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在2005年，我国投资率高达42.6%，为建国以来的第三高水平；消费率仅为51.9%，创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十一五”期间和今后10至20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衡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前景的预测分析可知，如果GDP年均增长达到9%，投资率将达到45%左右，消费与投资比例将进一步失衡。为此，既要鼓励经济增长，更要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必须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实施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一、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

（一）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四次投资过热的时期，分别是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左右和2003年至今。四次投资过热各有不同的背景和表现形式，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方项目投资增长过快，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过高，成为历次投资过热的主导力量。在2003年以来的本次投资扩张中，地方项目投资膨胀更为明显。可以说，近几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就是控制地方投资扩张。不仅如此，从31个省市区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可以看出，这种势头仍在延续：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且增长模式仍然是以高资本投入为其驱动力，投资增长率目标都不同程度的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应该说，地方投资屡次扩张，地方政府是关键。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和投资高增长的原始动力。一是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都有管理当地经济的职能。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的分配模式，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与事权的不对等，促使地方政府加紧运用手中的资源，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就业保障；二是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相互攀比，为了尽快“树形象、出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见效快的投资新项目，热衷于铺新摊子。近年来，全国范围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

（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加和境外资金的不断涌入，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一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加。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几乎要花去许多人大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支出时更为谨慎，宁愿把钱存入银行。二是境外资金加入投资市场开发和炒作。以投资和投机为目的的海外热钱近两年也成为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与不动产，因而吸引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过剩。大量国外资本不仅在金融市场而且在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从而直接或间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境外热钱流入约为550亿美元，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以及整个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形成了较大推力。

（三）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动了投资的较快增长。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就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的需求。“十五”时期，在全社会投资中用于工业的投资达111432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36倍；工业生产也呈现大干快上的势头，发电量增长79.8%，原煤增长66.5%，钢材增长183%，水泥增长76.2%，汽车增长189%。我国城市化进程处于由初期向中期阶段的过渡时期，对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处于上升期。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投资、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多重动力作用下，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城镇化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型”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十五”时期，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达20634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95倍，年均增长25.4%。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盲目攀比，把推进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加强城镇建设，存在以行政手段推动城镇化的倾向，提出过高的发展目标，追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扩张，对本已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建设投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后果

（一）部分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易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从短期看，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支配下，投资过快增长引起投资品、能源等部分物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紧张，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从长期看，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部分行业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部分行业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使得靠高投资维持的高增长难以维持，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例如，钢铁行业，2005年底生产能力4.7亿吨，产量只有3.52亿吨；电解铝行业，生产能力为1030万吨，闲置260万吨；焦炭行业，生产能力2.4亿吨，在建1.18亿吨，全行业亏损；汽车行业，生产能力868万辆，已过剩200万辆；电力行业，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千瓦，在建规模还有3亿千瓦，已明显超过社会需求。从过剩的行业看，大量是技术含量不高，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严重的行业。一方面，过剩的产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支撑这些行业发展需要进口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容易受制于人，难以维系。

（二）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了金融风险。由于我国银行经营业务较为单一，过度集中于信贷业务，银行自身具有放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在我国金融行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缺乏其他融资渠道，投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系统。如果企业一旦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系统就会出现危机。由于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一些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滑，盈利能力下降，其偿还银行债务也就很困难。特别是从长期看，过度投资加大了金融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三）增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意味着机械设备以及其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投资品的高增长又与能源需求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比）为0.6，而在过去五年间，该指标却几乎翻了一番。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约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2000年以来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2/3，到2005年煤炭消费量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而我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4。高消耗的增长还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第二，多个城市位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

（四）目前消费领域的矛盾突现。一是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城乡消费结构转换脱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城镇居民一般消费已相对饱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必然转向改善住行条件的消费，但一些相关税费政策和法规已经滞后，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区域性消费结构呈现变动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

三、实现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途径

在主动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过程中，应把握转变时机，以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平稳转变。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这个时机就在经济从复苏阶段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这是因为，只有在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的前提下，消费潜力才能释放出来，消费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经济走出萧条并进入复苏阶段后，就业开始增加，企业效益好转，居民收入开始恢复增长，消费也开始逐步增加。与此同时，辅之社会保障、教育等各项配套改革，并注意防止投资的过度增长。但在实际中，由于情况复杂，特别是受体制因素的制约，要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一）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快建立政府扶助、社会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完善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四是深化教育改革。强化政府的义务教育保证责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

（二）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一是要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二是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三是要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四是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五是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六是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提高农民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的比重，实实在在地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

（三）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就消费者而言，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影响。因此，应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以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要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把扩大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供给体系作为扩大消费水平的重点，促进消费潜力的有效释放。当前消费不振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断档，供给与需求结构不衔接。一方面，大量豪华住宅、汽车、高价教育、高价医疗等高档消费品供给过多，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等产品供给不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通过税费形式加以限制，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手段，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商品供给，从而有效引导普通大众消费潜力的释放。

（五）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银行信贷以及政绩考核等体制改革，特别是应该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增长方面上来，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尤其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

（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的投资行为，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二是合理控制投资规模。控制投资应该区别对待，对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污染严重、技术含量低、重复建设的投资应该严格限制。三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国家投资要更多地向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地区倾斜，向教育、医疗、高科技等领域倾斜，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 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