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9 作者:左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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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各自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行医的要讲医德,练武的要讲武德,演戏要讲戏德,等等。什么是财政工作的职业道德呢?在这方面,财政工作者同国家机关干部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作为尝试,谈一谈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参考。
第一条,忠诚。即坚持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忠于党的财经事业。
要忠诚,这是任何时代的财政家所共有的条。只是忠于什么,因时代而不同。封建社会,是忠于皇帝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忠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古代楚汉相争时期,萧何作为刘邦的财政部长或后勤部长,是忠诚的一个典型。刘邦在打败项羽,取得政权以后的庆功会上,在总结项羽为什么失败,自己为什么胜利的时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
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各自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行医的要讲医德,练武的要讲武德,演戏要讲戏德,等等。什么是财政工作的职业道德呢?在这方面,财政工作者同国家机关干部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作为尝试,谈一谈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参考。
第一条,忠诚。即坚持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忠于党的财经事业。
要忠诚,这是任何时代的财政家所共有的条。只是忠于什么,因时代而不同。封建社会,是忠于皇帝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忠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古代楚汉相争时期,萧何作为刘邦的财政部长或后勤部长,是忠诚的一个典型。刘邦在打败项羽,取得政权以后的庆功会上,在总结项羽为什么失败,自己为什么胜利的时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吾能用之,而项羽有范增一人而不能用,此吾所以得天下也。楚汉相争五年,刘邦多次失败。兵员缺了,萧何在关中给他补充。粮食缺了,萧何在关中给他运去。刘邦有时打得丢盔掉甲,萧何存关中以待之。有人评论说:此万世之功也。所以,萧何虽无战功,但评功第一。
有个描写解放战争时期陕北战场的话剧“巍巍昆仑”,当贺龙同志率领部队和民兵把粮食从晋西北送到陕北时,毛主席称贺龙为当今的萧何。有个电影“车轮滚滚”,描写山东农民推小车随军把粮食运过长江。陈毅同志说:我们的胜利是山东老乡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的财政干部,为了保证供应,除了征收公粮以外,还要组织民工把粮食运到前线。没有忠诚的精神,是不能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胜利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后勤工作的任务的。
在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样需要发扬这种忠诚精神。当然,情况变化了,今天的财政工作不仅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也不同于过去的三十年。既要筹集国内资金,又要利用国外资金;既要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实现二〇〇〇年的战略目标,又要适当分权,促进改革,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既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又要加强宏观控制;既要管好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又要注意企业财力和人民的财力,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同样,没有忠诚的精神,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和人民交付的财政工作的任务的。
第二条,老实。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简言之,如实反映情况,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所有干部都要遵守,这一条也是带共性的东西。但是,它对财政干部来说,尤其重要。看来简单,做到不易。
陈云同志有句名言:“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不唯书,一般可以做到。不唯上,如果说是不唯过去的上,也可以做到,但是不唯当今的上,即自己的顶头上司,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当一种思潮压顶的时候,大家都说要上,要“松绑”,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语言说财政保守或是绊脚石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不浮夸,有钱就说有,有多少就说多少,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呢?当出现入不敷出,财力不能平衡,经同有关部门协商,尽了最大努力,矛盾仍不能克服的时候,能不能如实反映情况,负责提出调整意见?甚至更进一步,预测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平衡措施,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并把这种预测如实地反映呢?这是老实与否的试金石。
宋朝范祖禹有一段“先事之戒”的名言,他说;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意思是说,当某一种危险还在潜伏,尚未出现的时候,把它说出来,“则诚为过”。但当某种危险已经出现的时候,再说已经晚了,无补于事,说也无益了。因此,宁可接受这种“未然之言”,预加防范,而不要麻痹大意,事到临头,悔之无及。当然,我们提倡科学预见,“言于未然”,并不是说只能当“事先诸葛亮”,不能当“事后诸葛亮”。当着危险已经出现,或者损失已经形成的时候,大胆地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防止重犯,也是老实和负责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重新得到恢复和发扬。五年来,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取得巨大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成就,实事求是四字,功莫大焉。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个地区、部门和单位闹花架子、搞浮夸的可能性。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出现点浮夸的不正之风还不要紧。财政是综合部门,是国民经济能否协调、稳定、健康发展的综合反映。如果财政部门也闹起花架子,搞起浮夸来,那就不得了。说得严重一点,是要祸国殃民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假结余、真赤字,被迫进行大调整的历史教训,永远应当记取。
光忠诚而不老实,不是真正的忠诚,甚至还会帮倒忙。这就是为什么在忠诚之外,还要把老实单列一条的原因。
第三条,廉洁。即入于尘而不染,不以权谋私,艰苦创业,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见于明朝于谦的“入京诗”。他去河南巡抚,回京时两手空空。诗曰:“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无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是旧社会对清廉居官的称颂。
“无官不贪”,这是人民群众对旧社会居官者贪污成风的概括。“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说的这件事。当然,也有个别有识之士,清廉节俭,为后世称颂的。如三国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向后主刘禅表白:“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至死“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据陈寿《诸葛亮传》记载:“及卒,如其所言。”又如唐朝理财家刘晏,从唐肃宗到唐德宗,执掌财政大权二十年,死后“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斗,人服其廉。”当然,这些在封建社会只是凤毛麟角。诗人李商隐《咏史》:“历鉴前贤与国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古代一些有识之士把勤俭与侈靡作为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一个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官商合一,以权谋私,贪污中饱,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这个官僚资本,不但没有巩固他们的统治,相反,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的财政工作者,是以节俭廉洁著称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当时我们实行供给制,财政工作者同党政军民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种节俭廉洁的作风,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50年根据政务院关于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很快实现了财政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的时候,人们惊问:中国的财经工作从来没有统一过,十几年来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平衡过,物价从来没有稳定过,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和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就做到了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实现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这不是奇迹?陈云同志说:回答这个问题是简单的,这个政府不是别的政府,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官僚军阀豪商盗窃国家现金,投机取巧,操纵市场,人民的损失变成他们的私蓄。随后,经过1952年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迅速涤荡了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由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财政部长们培育和发展起来的财政部门的优良传统,一直作为无形的巨大力量在财政战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甚至十年动乱之后,在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受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人们从《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这篇通讯中仍然可以看到新一代财政工作领导者的正直、廉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
邓小平同志指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四个必要前提之一。因此,艰苦创业,廉洁奉公,自然应当成为财政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第四条,维护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即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敢于同破坏国家和全民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对财经工作的要求,不应该只是不贪污的问题,那是旧社会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财力物力一定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全局观念。这里,不仅提出了高标准,而且提出了达到高标准的条件,要有全局观念,即要维护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反对本位主义和扩大了的个人主义(为了地方和小集体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贪污和浪费性质不同。贪污是犯罪,为社会所公认,为人们所憎恶,为国法所不容。但是,从贪污和浪费的最终结果看,两者不但殊途同归,而且从数量和危害来看,可以说浪费甚于贪污。如基建战线长,效果差;重复建设,损失严重;产品质量差,废品多;货不对路,大量积压,占用资金多;等等。这样的浪费损失,何止十亿、百亿?浪费确实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绊脚石。但是,人们往往认为多搞基建出发点是好的,以动机好掩盖效果差;以没有经验,付点学费难免而原谅自己;以为公(实际是小公)不是为私,没有装入个人腰包,为自己辩护。还有,以种种借口违犯财经纪律,每年财务大检查,都查出三、四十亿元问题,实际恐怕还不止此数。辛辛苦苦一点一滴聚积起来的有限资金,怎么能填满浪费这个无底洞呢?
王丙乾同志在《财政工作的新课题》一文中,阐述了财政同经济的关系:第一,经济决定财政;第二,财政反映经济;第三,财政制约经济。我理解,财政对经济,一要支持,支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迅速发展。二要制约,按照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的方针,制约和限制某些环节的盲目发展。
刘伯承同志有句名言:“慈不掌兵”。我套用这句话,“慈不理财”。财政部门作为国家机关和全民财产的代表,要敢于同破坏和浪费国家和全民财产的现象,同损害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即全局利益的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在当前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中,要严格依法征税,加强成本管理,做到活与严、活力与压力、“松绑”与“紧绑”的统一。要挺起腰杆来,对人严,对己也严,认真做到开国初期陈云同志所要求的:“不该收到的钱一个也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
第五条,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即做到取与予的统一,大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管子》一书有“治国必先富民”的话。在古代就有这样卓越的思想,无疑是很难得的。然而究其实,在封建社会是不能解决人民的贫困的,更谈不上富足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这是我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语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财政工作要讲究取予之道,在形式上古今是相同的。但实质上却根本相反。旧社会予是为了取,为了更多地取。“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他们竭泽而渔,诛术无已,豪夺巧取,最后闹到官逼民反的地步。《红旗谱》朱老忠率领农民反割头税,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国民党作风。新社会,取是为了予,为了更多地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旧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是根本不同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广大农民在生活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踊跃交纳公粮,支援前线,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负担,正是为了将来的幸福。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财经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只顾吃饭,不顾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改变人民生活也将难以为继,这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只顾建设,不顾吃饭,建设就失去了目的,“为建设而建设”同“为生产而生产”一样,也难以持久,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建设是为了人民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在财政工作中,所以必须注意掌握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必须注意“骨头”和“肉”的结合,必须对客观经济进行控制和制约,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等,就是为了处理好吃饭和建设的关系,保证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改善,共同富裕起来。这是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生活改善,是历史上少见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有一些老、少、边、山、穷地区。所以,在大好形势下,在人们纷纷报喜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实事求是地报点忧;在人们纷纷报导光明面的时候,我们也不妨说点落后面;在人们纷纷到先进地区调查访问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到后进地区去走一走,在那里同群众一起研究些可以放宽的政策和措施,以便这些地区也能逐步地改变面貌,富裕起来。这也是财政工作的责任所在。
以上五条:忠诚、老实、廉洁、维护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能否成为财政工作的职业道德,毫无把握,只是抛砖引玉,大胆提出来,供讨论的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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