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不仅今年应当重视，今后也应当重视。这里所以说今年应当成为调查研究年，只是表明在今年加强调查研究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且不说我们在贯彻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方针中，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全面、比较、反复”，才能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拿我们财政工作来说吧，为了消灭赤字，力争财政收支的平衡，对照财政部1981年工作要点，有多少事等待着我们去调查，去研究，拿出解决办法啊！

比如，过去许多年，国家花钱不少，所得效果不高，是一个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提高经济效果，就是1981年必须调查研究的一个重点。基本建设、生产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方面，凡是花钱的地方，都有这个问题，都应当针对各自的特点，解剖一下，看看“跑、冒、滴、漏”在什么地方，提高经济效果的途径在哪里，需要建立哪些制度和法规？

比如，今后扩大再生产，要从以外延上的扩大为主转向以内涵上的扩大为主，这就要研究现有企业挖潜改造问题。现在许多同志都叫更新改造资金不足，但是，每年留给企业折旧基金大约一百几十亿元，从1967年到现在的十几年间共约一千几百亿元，用这笔钱把1966年以前的全部固定资产更新一遍还有余。要通过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典型调查，大体弄清自1967年以来这一千几百亿元折旧基金的去向，研究如何发挥折旧基金的最大效果，并据以制定今后折旧基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办法。

比如，预算外资金，包括企业的各种专项基金，这几年增长很快。从预算外资金占预算内资金的比例看，1957年为9.8%，1965年为16.7%，1976年为27%，1978年为35%，1980年达到将近50%。以上都不包括信贷资金中用于更新改造的部分。这么大一笔资金，已经不是什么“游击队”或预算资金的“补充”，用军事术语说，已经是一个“方面军”了。如果没有计划的指导，没有明确的使用方向和必要的管理，用到不十分需要的地方，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穷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这就需要研究：预算外资金以多少和占多大比例为合适？如何建立综合财政计划，把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财政和信贷资金、国内和国外资金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发挥国家综合财力的作用？

以上是综合性的，其他专题调查的题目也不少，如：

（1）研究“三外”，即外贸、外汇和外债问题（这是财政上的新问题），包括减少以至消灭外贸亏损的办法，今后几年有无由亏转盈的可能；研究外汇收支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和应当采取的对策；研究国外借款的管理和使用办法以及有关的政策界限，等等。

（2）根据试点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企业基金和利润留成制度？

（3）适应农村实行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新情况，研究如何改进支农资金的投放和使用？

（4）适应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情况，研究如何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并有效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5）如何改进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包干”办法？

（6）如何改进粮、棉、油、猪皮等价格补贴办法，以及由冲收支改为列支出？

（7）如何加强财政的监督和监察，以及采取怎样适当的形式（如驻厂员、专管员或其他方式等）？

（8）为了消灭赤字，平衡预算，有什么增收节支的办法，有哪些取之合理的生财之道，等等。

当然，上边列的只是举例，并非调查研究的全部。但已经可以看出调查研究任务的繁重了。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这些都是重大的题目，应当由中央和省、市、区的财政领导机构研究，我们基层干部只了解一个局部，无能为力。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许多正确的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广大基层干部在调查研究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比如，我们的税收员、专管员和会计员，就接触到的事实，开列出一个当前各方面“跑、冒、滴、漏”的单子，找出病因，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广东清远县一个信贷员沈渠同志不是提出了一些增收节支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吗？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批评过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钦差大臣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我们过去工作中所以有失误，不就是常常这样吗？实事求是，首先要弄清事实。加强调查研究，关系到我们党的作风，关系到财政工作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实在非同小可。所以我们大声疾呼：今年应当成为调查研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