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工业企业的財政驻厂员。最近读了《財政》杂志刊登关于服务与监督的讨论文章,引起了我的关心。服务与监督的问题,的确是我们財政驻厂员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題。从当前的工作情况来看,有两种不同的覌点和工作方法。一种是以服务为主,到企业以后,就像企业的工作人员一样,以大部分精力放在为企业服务的方面,对于严格执行財政监督方面,就放松了一些。另一种是以监督为主,强调严格执行监督职责,而对服务生产,帮助企业促进生产则做得不多。因此,从两者的效果看也各不相同。前者很受企业欢迎,同企业的关系搞得很融洽;后者往往同企业唱“对台戏”,有的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我认为,要做好財政驻厂员工作,应当以服务为主,不能以监督者自居。因为財政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別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生产,促进生产的发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財政工作的总方针。”“……財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財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財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我们在企业里担负着財政监督的职责,并不是单纯地、呆板地执行规章制度,用制度去“卡”几个錢;而是更好地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和物的潜力,促进增产节约的实现。如果我们在企业里,成天到这个部门、那个车间,强调这个规章制度、那个规章制度,以监督者自居,很显然不会受企业的欢迎,关系自然会越搞越紧张。
过去,我沒有做过財经工作,对財务业务也不熟悉,担任財政驻厂员工作以后,才开始学业务。当我到厂里时,我只知道搞財政驻厂员就是执行財政政策和规章制度,对企业进行財政监督的。有一次,我发现企业修建一条马路花了两万多元,事前沒有报基建计划,把两万元摊入了生产成本。于是,我向厂方提出意见不能这样处理,要企业补报基建计划。企业说:这条马路是厂部通往职工宿舍的,对职工生活和生产有利,錢已花了,将计就计算了吧。因此,不願再报基建计划。由于我坚持要按制度办事,后来还是补报了基建计划。此后,又发现企业搞职工宿舍和围墙,将开支摊入了生产成本,我发现以后,坚持在企业基金内开支。企业感到基金有限,很勉强接受了我的意见。还有一次,我发现厂部有的科室订阅书报原应由私人负担,但也由公家报销,我不同意这样办,企业也感到不乐意。这样一来,企业和我的关系,漸漸紧张起来了,財务负责人有些问題也很少找我商量,厂里一些有关会议有时也不邀請我参加了;特别是厂領导对我很有意见,说我“爱多管闲事”,订几份报纸也要囉嗦。有一次我从省厅开財政驻厂员会议回来找厂长汇报,他搖手说沒有时间,有空再来找我,后来过了几个月也沒有找我。那时,我思想上很別扭,感到做驻厂员工作不受人欢迎,在企业里很孤立,因而对工作也不大安心。
有一次,我们財政驻厂员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把我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向一个邻厂的驻厂员老易同志谈了。易同志开宗明义就说我的工作方法有问題。问題在哪里呢?最主要的是服务覌点不明确。他认为搞財政监督应当从服务覌点出发,从生产出发,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死啃条文”、“硬搬制度”。他说,规章制度有它的原则性,也有它的灵活性。所谓灵活性,就是因地制宜地照顾企业的具体的实际情况,从有利于这个企业的生产出发。在他看来,企业修一条马路,既有利于职工的生活和生产,錢已花了,又不是浪费,而且企业領导点了头,又何必硬要报基建计划呢?对订报刊的问題,他认为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说,目前学习是高潮,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报刊是党的宣传工具,企业多开支几份报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題,又何必“死啃制度”。同时,易同志认为,財政驻厂员同企业是沒有根本上的矛盾,矛盾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而产生的。他认为財政驻厂员同企业領导在覌点上应当是一致的。企业領导是为了搞好生产,搞好管理;財政驻厂员也有相同的目的。因此,在处理问題上,应当强调协商办事,从服务出发。如果一个企业領导,在某些问題上沒有一点灵活性,就会感到束手缚脚,免不了要唱“对台戏”。特別是在新的生产高潮中,如果事事强调规章制度,对服务生产是沒有好处的。
易同志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仔细考虑了一番,过去我同企业的关系搞得不好,的确是由于执行规章制度太死板、只重监督不重服务所引起的。从这以后,我的工作方法有了一些改变,采取以服务为主。现在看来,我同企业的关系,已经显著得到了改善。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粗浅体会。由于我做財政驻厂员工作不久,理论和实际都还有限,因此,我的看法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特提出来,向大家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