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不管人们多么惋惜和痛心。
他本不该走,他还想做许多许多的事。
他很平凡,他的事迹从未上过报刊电台,他的名字至今还鲜为人知。
他又不是个平凡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是他的行为准则,在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言行仍然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他叫周保兴,共产党员,生前是江西省宜春市柏木乡财政所副所长。
在工作与治病的天平上,他倚重于前者
去年8月下旬的一天,保兴正在工作,突然,他腰部疼痛,且越痛越烈。一会儿,便痛得他大汗淋漓。同伴们赶紧扶他躺下休息。
剧痛暂时过去了,但腰部的隐隐作痛却时刻伴随着他。平时,他感到很乏力,走路抬不起脚,连做帐、打算盘都觉手沉。他很想休息,可是。不管是中午或晚上,找他办事的人一直很多,加上保兴总是有求必应,所以,他难得一个完整的休息日。病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保兴一直坚持工作。病魔不断折磨着他,爱人及同事看到他吃饭不甜,睡觉不香,人也瘦了,都劝他到医院检查。可他总重复着一句话:“所里蛮多事,待我料理一下再去。”直到去年12月中旬,领导和同事们再三催促,他爱人又是哭又是“骂”,他才勉强答应去医院检查。
保兴打算12月16日到宜春地区医院检查。头天晚上,他走进财政所办公室,打开一本一本的帐簿,摊开一张一张的表格,一笔帐一笔帐地算,一个数一个数地核。他总想这天晚上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也总想把要做的事都做得熨熨帖帖。直到腰痛得使他难以支持了,他才休息。第二天,他又不声不响地来到财政所,继续做头天晚上未了的事,直到去宜春的末班车到了,他才上了路。
与其说保兴到宜春是去医院,还不如说是去办公务。到宜春后,他先到财政局汇报工作,等他办完公事,医院也快下班了。检查没有做成,转身搭车回所了。他又在所里忙碌了两天。
12月19日,他再次到宜春去看病,随身带了表册材料一书包。等他到这个局那个科办完了事,医院又下班了。
爱人知道保兴十年前得过急性肝炎,对他的病很担心。当她得知丈夫去医院检查还是没有做成时,一颗本来就悬着的心提到了喉咙口。她再三请求保兴的领导和同事催促保兴去检查,也请求丈夫看在妻儿大小的份上赶快上医院。在爱人的近乎哀求下,保兴许诺12月22日去医院检查。
可是,22日这天,保兴却出现在市财政局召开的各乡(镇)财政所年终决算会上。会后,他又一头扎进了财政所,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乏力了,伏在桌上稍事休息;困了,喝杯浓茶提提精神。他用心血计算出一笔笔数字,他用生命填写着一张张表格。他盘算着:抓紧时间,搞完了决算一定去医院检查,以了却妻儿大小的一桩牵挂。可是,病魔是无情的。腰部的痛楚越来越剧烈,他实在支持不住了。12月25日晚上,当他在一堆帐表面前迎来第二天凌晨的时候,他不得不决定,天亮以后必须第四次到医院去。
经医院检查,周保兴同志患的是肝癌。
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中,他选择了集体利益
生病住院,对于此时的保兴来说,确实是件十分恼人的事:乡财政所就3个人,只有自己业务较熟悉,年终决算谁去搞?领导为了能从医院万一的误诊中找到一线希望,决定送保兴到南昌确诊。保兴不愿去,说:“让我搞完了决算再去。”领导执意要送他去,他又说:“去南昌住院要多花好些钱,要住院就到宜春.”
他享受公费医疗。去南昌时,他爱人按照领导的叮嘱,从乡里带了一千元钱。一千元,在保兴这个“管家人”眼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他深知乡财政的困难,看到拿这么多钱去为自己治病而不安。他对爱人说:“少带点钱吧,乡里用钱很困难哩。”住院十多天后,带去的钱用完了,他爱人捎信要再带500元钱去,保兴知道后责怪爱人:“你只晓得张口要钱,你可晓得乡里的困难?这个家难管啊!”
爱人为让他在住院期间喝点热汤热水方便,花27元钱买了一只酒精炉和3斤酒精。领导要给报销,保兴只说了一句话:“按规定这个不能报。”说完,他把发票撕掉了。为减轻病痛对他的折磨,医院给他注射较贵重的白蛋白注射液,保兴知道后说:“这药太贵了,以后不要用了。”
经医院手术诊断,保兴已是肝癌晚期,医院也无能为力了。保兴带着医生给他算计好时日的药出院了。至此,他在世的日子可谓屈指可数了。可是,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中,他照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的利益。
爱人要代他领工资,他叮嘱爱人:“我们借了乡里好多钱,你把我这个月的工资,加上看病余下的钱,凑足300元,及早付给乡里。”一次,他爱人用办公室的电热壶烧了一壶水给他吃药和洗脸,保兴说:“电热壶烧水要用蛮多电,不能再到办公室用它烧水。”他爱人在房里生了一盆火,保兴问:“木炭是哪里的?”爱人说是办公室的。保兴批评爱人:“我们不是领了烤火费吗,为啥还要用公家的木炭?”
如果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对周保兴这个被戏称为一方天地的“小财神爷”来说,他在病危时的表现,则是一贯为人民当家理财的责任感驱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把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
在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考虑的依然是工作
今年2月1日,保兴被“判死刑”自南昌出院回来。此时的保兴想的啥?是自己生命快要终止而悲天哭地?还是为自己的后事打算,该向组织上提些要求了?
他有一个温暖的家:贤慧的妻子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正上小学。旁人提醒,要他向组织上提提爱人和小孩的“农转非”问题,他憨厚地说:“这怎能去提呢,组织上对我已够关心了,再提什么要求我是开不得口的。”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赤诚的心!
渐渐地,保兴的病情日益加重,行动也不方便了。可这时,他,居然几次提出要工作。他说:“下村里工作我是不能去了,就让我到办公室接接电话,做一些我还能做的事吧!”
3月13日,保兴来到所里,与他的同事商量:今年的财政工作任务很繁重,一是收入任务重;二是自己生病,所里人手不足;三是财政所要建房,增加不少工作量。但是,不管困难多大,工作要做好,任务要确保完成。他还叮嘱他的同事:财政工作要多与政府领导商量,多提建议,当好领导的参谋,取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保兴最后一次与他的同事商量工作。此时的保兴,病情已到了日趋恶化的程度,他几乎是扶着墙壁走进财政所办公室的。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是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促使他要对工作作最后一次交待,奉献最后一片忠心。
3月19日凌晨,周保兴同志与世长辞了,终年42岁。
春蚕到死丝方尽。周保兴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向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和同事们都称他是革命的“老黄牛”。最近,宜春市财政局做出决定,号召全市财政干部向周保兴同志学习,让周保兴同志那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老黄牛”精神永留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