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条短讯：财政部派驻各地3000余名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去年查出各类违纪金额53亿元，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35亿元，已入库20多亿元；自1986年8月财政部建立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制度以来，驻厂员累计查出违纪金额达125亿元，收缴财政55亿元。由新华社记者编发的这条短讯，把3000余名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三年多来匆匆留下的艰苦创业的足迹，浓缩在不到50平方厘米的新闻纸上，记下了他们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一）

1986年，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七个年头。上一年，财政状况展现了好的势头，但财政部的领导同志并没有因为连续五年的财政赤字在上年国家决算中消失而盲目乐观，他们关注着以下一些迹象：

国营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占实现利润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83%下降到不足40%；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31.9%下降到26.1%，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一般都不低于30%，更何况我们国家要承担更广泛、更繁重的社会职能和经济建设投资任务呢！

冷静地分析上述比重下降的原因，除了正常的、合理的因素之外，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这几年法制观念淡薄了，膨胀了的局部利益正驱使一部分单位，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法侵蚀国家利益，填充着大大小小的私囊。

—1985年全国财税大检查共查出截留收入、乱挤乱摊成本、偷税漏税等各类违纪问题136亿元，应补交财政87.42亿元，其中国营企业为39.43亿元，而中央企业所占比重高达一半以上。这种严重“失血”状况，使得本来已经相当紧张的国家财政步履更加艰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一支由财政部直接领导的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队伍，派驻各地，对中央企业实行就地的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的方案，在财政部经过酝酿、讨论，最后一致通过。

1986年5月，财政部的一份“关于设立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的专项报告呈送国务院。1986年8月26日，国务院国发〔1986〕84号文件批复：同意财政部在中央企业集中的北京、广东、四川等18个省、直辖市派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下达编制2800人，业务由财政部领导，日常工作委托当地财政厅（局）代管。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财政部在其他10个省、自治区设立同样机构，增加编制1000人。至此，一支被简称为“中企处”的新生力量，带着一片重望，跨入财政战线。

（二）

各地中企机构的组建工作都有一段艰辛史。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办公用房问题。在各地财政厅（局）办公用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大都在因陋就简上各显神通。吉林省中企处在长春市郊区一座破旧的仓库门口挂起了牌子；广东省中企处把几张办公桌暂时安放在两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小房子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部分中企处则是向普通招待所或企业求援，租房栖身。“管他呢，先‘开张，再说！”

干部配备也非易事。省中企处一级的“铺底”干部，是财政厅（局）忍痛割爱输送的业务骨干。地市中企组的干部配备，则是一式的“三板斧”：先是召开地市财政局长会议，学习文件，宣传动员；接着便是电话、公函商调：再就是“周游列国”催办，几乎每个中企机构筹建者都有一个跑遍省内地市的记载。经过“招兵买马”，250个地市的、被称为“中企组”的基层机构，摊子搭起来了。

万事开头难。对平地里杀出的以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为职责，打着“管”字大旗的这哨人马，各有关方面投来饱含各种复杂情感的目光。大多数中央企业以欢迎的态度对待中企处的成立；然而，个别企业或许出于对中企处监督职能的“逆反”心理，以冷漠的态度“恭候”驻厂员的到来。

四川省中企处两位同志第一次到某企业审查会计决算，为等那位据说拿着卷柜钥匙上了厕所的财务负责人，坐了足足两个小时的“冷板凳”。

北京市中企处更有一番史话：

“什么，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没听说过”.一位企业的财务负责人瞟了介绍信一眼，头也没抬。

“我们是新成立的机构，你看……”驻厂员耐心地递上印有中企处职责的小本本。

“监督……审查……，哼！又多了一个‘婆婆’”。这位负责人终于抬起头，打量着驻厂员。

“我想看看你们的财务资料，了解一下情况，以后还要多向你们请教。”驻厂员和气中含着理直气壮。

“给！”大本本甩到驻厂员面前，任他在桌边站着翻阅报表……

路是人走出来的。创业初始，开拓者们费了多少心血，经历了多少曲折，他们难以记载，但他们不会忘记：1986年底，筹建会开过刚刚四个月，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花名册上写下了700个名字；半数以上的重点企业向中企处报送了会计决算，初步打通了工作关系。

（三）

1987年元旦刚过，组建工作仍处于繁忙阶段的中企处，迎来了第一项规范性业务工作任务——审查中央企业1986年度会计决算。立足未稳的700名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深深懂得审查中央企业会计决算的重要意义，为了打好这一仗，他们全体披挂上阵，选择1900户中央企业的会计决算，通过就地审查，发现虚列成本等问题近10亿元，为财政部审批企业主管部门汇总的会计决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4亿元财政收入免于流失。

1987年4月，初战告捷的喜悦还未从驻厂员的面颊上消失，财政部一位副部长指示：1987年中企处的主要工作是抓住重点行业，开展常年检查。于是，根据财政部有关司具体安排，各地中企处长挂帅进京，对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财税大检查，接着又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们从进入岗位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随叫随到，敢打敢拚，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又一炮打响了：300人次检查65个单位，查出应补交入库违纪金额19亿多元，当年入库17亿元。受到财政部部长和两位副部长的表扬。

（四）

面对数以万计的企业和较为严重的“跑、冒、滴、漏”，3000人确实微不足道；然而，3000人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却值得称道。

1987年4月到1990年4月，财政部和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先后抽调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开辰了8项大规模财税专项检查，而且逐步发展为跨省交叉。大部分中企处8次接受集体调遣，百余人次参加了南征北战：上海中企处西进中南，北上辽沈，南下福建，五到京城；湖南省中企处烤过南京的“火炉”，熬过东北的寒夜，踏过内蒙的冰雪，迎过北京的季风……成立较晚、接受调遣次数最少的中企处，也有着三度出省的历史。

一次次接受调遣，一次次经受考验，一次次无私奉献。

湖北省中企处一位同志，1988年出省参加集中检查前，妻子产期在即，为了不误工作，他劝慰妻子，拜托岳母，毅然如期启程。检查结束时，儿子已经满月。

邓继武，湖南省财税系统劳动模范，1989年12月10日即将开始当年第142天省外出差生活。身患重感冒和慢性胰腺炎的老伴，强忍着病痛坐起来，想按惯例送送老邓。“别送了，老夫老妻的。”老邓一边说着，一边给老伴盖好被子：“太对不住你了，我这个作丈夫的不合格呀！”“嗐，说这些干嘛，谁让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呢！你放心地走吧。”

宋正标，这位硬铮铮的汉子，更是为了工作什么都不顾了。1988年冬季，湖南省中企处把财政部、“国检办”下达的赴内蒙开展检查的一项任务安排给湘潭中企组。年逾花甲、身体不适的组长宋正标深知任务艰巨，他勇挑重担，带着低烧和阵阵咳嗽坐硬座进了北京，为不误检查时间，未等买到卧铺，就又坐硬座北上呼和浩特。他在持续的劳累中病情加重。检查结束后，回湘X光透视，发现肺部出现阴影。正在他等待作进一步确诊的时候，得知财政部抽调湖南中企处人员参加国务院专项检查的消息，他把一身病痛置之度外，又一次瞒过亲属和同志，主动请战再进北京。这次检查结束，他的病情已发展到咳血的程度，再去医院检查，医生悄悄地告诉他的家属：他患了肺癌，并且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这样感人的事例数不胜数！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有较高觉悟和较强事业心的好同志，才保证了这支队伍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五）

突击性的财税检查成果固然可观，作用也非同小可，但是违反财经纪律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屡查屡犯现象还相当普遍。人们在欣慰中伴着忧虑。如何把检查同整改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各地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行了不懈地探索。

吉林省中企处为把平时工作搞扎实，防患于未然，采取承包的办法，对重点企业实行日常监督管理。1988年，他们选择14户重点企业，下达到各中企组，又落实到驻厂员承包，并确定年终结合财税大检查进行考核，同奖金分配和干部考评挂钩。这种办法调动了驻厂员工作的积极性，预防性的日常监督工作明显加强。他们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财会制度和基础工作，及时防止和纠正违纪问题，年终复查时基本上没有发现违纪现象。后来，他们把承包范围扩大到40户企业，效果同样明显。

企业财会人员是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的执行者，依靠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是深化驻厂员工作的又一思考。只有4名驻厂员的浙江省丽水地区中企组，分管8县1市金融、保险、邮电系统59家企业，人员不足，工作任务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监督职能，把驻厂员的外部监督同企业财会人员的内部监督结合起来，完善约束机制，他们于1988年在全区中央企业开展了以主动纠正违纪问题、按时报送报表和搞好财务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优秀财会人员评比活动。一年多来，这些企业共自行纠正违纪问题856.8万元，“年年查、年年犯”的问题得到初步扭转，9名会计人员和两户企业受到中企组表彰。

（六）

开展监督检查是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的重要任务，而借助驻厂员联系面广和信息灵通的有利条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改进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也是深化驻厂员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从1987年到1989年，各地中企机构普遍帮助企业开展了“双增双节”运动，收到很好成效。仅据各地中企机构1988、1989两年统计，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直接参与的中央企业“双增双节”工作，就使企业取得经济效益10亿元以上。

辽宁省大连中企组，针对大连石化七厂自备原油码头至主航道之间有九海里航线淤泥堆积，一万吨级以上油轮不能航行，常年靠一万吨级油轮从青岛往大连驳运，每吨油多开支运费40元的问题，与企业共同研究解决办法，认为疏通航道，使一万吨级以上油轮直接停泊是最佳选择，一次花费2800万元，可受益30年，相应节省驳运费用8个亿。于是，他们积极向财政部汇报情况，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使疏航工程顺利开工。

天津市中企处一位青年驻厂员，深入到天津远洋运输公司，帮助企业开展“双增双节”工作，他吃在企业，住在企业，对各个经营环节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燃油消耗偏高，节约潜力很大。他按照财政部有关燃料节约奖励办法的精神，向企业总经理提出实行单船核算，节约燃油有奖的建议，并直接参与有关方案的拟定，连续工作达一个多月。这一建议实施后，一年节油2.8万吨，价值946万元，平均油耗比部颁标准低7.5%。

四川省雅安中企组，为了帮助一七四厂增强内在应变能力，消化外部增支因素，深入企业帮助开展以强化管理、降低消耗为中心的“双增双节”工作，参与制定增产节约计划43项，有29项取得成果，一年增收节支120万元。

1986年金秋至今，千余个日日夜夜过去了，3000余名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一行行艰苦创业的足迹，令人振奋.3000人在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其数字是极微不足道的，但他们是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军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赋予这支队伍以崇高的历史使命，他们任重而道远。愿广大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更强的光、更多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