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5 作者:左春台
[大]
[中]
[小]
摘要:
1989年10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了。今年这个隆重的国庆节日,是在制止动乱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刻到来的,因而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带来了新的欢庆和喜悦。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用一句话概括起来的气势磅礴的开国宣言,它凝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历史成果,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四十年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其光辉成就是有目共睹,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逐步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由农村到城市、由供给财政到建设财政、由新民主主义财政到社会主义财政的伟大转变。我国四十年财政建设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和理财史。所以说艰苦卓绝,一方面是基础太差,起点太低。新中国建立之初,现代工业只占...
1989年10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了。今年这个隆重的国庆节日,是在制止动乱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刻到来的,因而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带来了新的欢庆和喜悦。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用一句话概括起来的气势磅礴的开国宣言,它凝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历史成果,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四十年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其光辉成就是有目共睹,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逐步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由农村到城市、由供给财政到建设财政、由新民主主义财政到社会主义财政的伟大转变。我国四十年财政建设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和理财史。所以说艰苦卓绝,一方面是基础太差,起点太低。新中国建立之初,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且主要是一点轻工业。旧中国工业品的最高年产量,钢只有92万吨,原煤只有6188万吨,石油只有32万吨,发电量不到60亿度,棉布只有27.9亿米。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粮食只有2774亿斤,棉花不到1700万担,吃穿都靠大量进口。195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65亿元,而且三分之二来自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就是这样落后的生产力,经过十二年的战争,到1949年,轻工业下降30%,重工业下降70%,粮食下降25%,棉花下降48%。通货膨胀更是达到天文数字。另一方面是没有经验。在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这是不确切的。我国建设的许多方面,比如对私改造方面,财贸工作方面,确有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难免有探索的艰辛、曲折和磨难。回顾一下走过的曲折历程,探讨一下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经验教训,我想这或许比简单地对比一下四十年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倍数和增长速度,或者只简单地区分和对比一下前三十年和后十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对经过学潮到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广大青年来说,更是如此。当然,回顾只能是简要的,粗线条的,甚至可能是挂一漏万的。
四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开国之初,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生产破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①的严重局面,我国财经工作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适应情况的变化,我国财经体制由战时的分散经营,前进到统一管理,取得了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重大胜利。统一财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二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三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全国人民以交粮、纳税和认购公债支持了人民政府,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以局部服从整体、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的全局观念,支持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广大财政干部在努力组织收入、节约支出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征粮工作中就有4000名干部惨遭匪徒杀害)。从1950年3月中央发布统一财经的决定起,到6月,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出现了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的局面。这是我国财经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胜利的取得,第一,确定了国营经济对市场的领导地位,从而改变了市场的性质。第二,解除了人民日夜不安于货币贬值和物价波动的痛苦。第三,消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能否领导经济工作的疑虑,为出现的奇迹所折服。第四,打破了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将被开国初期这些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吓倒(他们用封锁禁运加重我们的困难),不得不向他们乞讨的幻想。“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②接着,在抗美援朝斗争中,“边抗,边稳、边建”,始终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人民对此是高兴和满意的。
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胜利,标志着财经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毛主席指出:要争得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在《为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③和《不要四面出击》④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指引下,从1950到1952年的三年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并且在新的条件下,采取了保留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2年底,全国除台湾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约三亿贫下中农,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免除了一年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合理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不仅帮助工商业者渡过了困难,繁荣了经济,而且工商业者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大量节减国家机关经费,虽因抗美援朝,未能实现预期的要求,但到1952年,经济建设费已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第一位。经济建设的重点,一是水利,二是交通。重视农业,交通先行,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总之,不到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大都恢复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同1949年相比,农业产值增长48.5%,平均每年增长14.1%。工业产值增长144.9%,平均每年增长34.8%,,现代工业的比重上升26.6%。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超过9%,棉花超过22%,钢超过47%,原煤超过7%,发电量超过21%,原油超过36%。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职工人数增长近一倍,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还有劳保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83.73亿元,为1950年
注:①从1949到1950年2月,经历了四次大的物价上涨。1949年上半年平均上涨5倍,下半年上涨11倍。到1955年发行新的人民币,新币和旧币的兑换比率是1比10000。
②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胜利而奋斗》。《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第1220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至24页。的近三倍。这个期间,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是这个时候处理的。
三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就在这个历史瞬间,中国经历了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新中国战胜了诞生的阵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块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①事实正是这样。
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在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集中力量进行以156项重点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奇迹般地只用了四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打算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结果到1956年,即不到五年时间就完成了。尽管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②但总的来说,“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③改造是成功的。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同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协调进行,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国家财政用稳定负担、税收优惠以及发放“贫农合作基金”等项措施,支持和促进了这一伟大变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四马分肥”到拿定息,使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国家用“一视同仁、有所不同、区别对待”的税收原则以及按期支付定息(每年支付1.7亿元,十年零八个月共支付18亿多元)等,支持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当时国营企业确实生龙活虎,生产情况和经济效益都显著超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私营企业也自愿公私合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我国今后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谁也不要妄想中国人民会离开这条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锣鼓喧天,社会主义建设也热气腾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资金,约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规模是宏大的、空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建设单位一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大型项目921个。到1957年,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并投入生产的537个,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大型工矿企业动工兴建。平均每三至九天就有一个大型工矿企业投入生产。156项人人皆知,认识统一,服从大局,全力以赴进行建设,其中有135项动工建设,68项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一批为国家急需而过去没有或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了。五年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旧中国从清末张之洞到解放前七十年建设的两倍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了。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科学教育等,也有新的发展。适应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情况,1954年国家建立了兼负财政和银行双重职能、一身二任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对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实行了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制度。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128.3%,注:①毛泽东:《红星集体农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50页,
②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产值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商品零售额增长71.3%,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大批失业人员得到了安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42.8%。农民收入增加近30%,因提高收购价就增加收入11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由1952年的183.73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310.1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2.3%,同工农业产值每年增长10.9%是大体适应的。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外债收入只占2.7%。建设资金主要靠自力更生。尽管五年中曾出现过1953年和1956年小的冒进,但及时发现及时调整,很快就解决了。尽管经济管理和财政体制仍然侧重于集中,但都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逐步作了改进,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加上当时五种经济成份并存,整个说来是又统又活,统中有活。总的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是成功的。
三年经济恢复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的成功,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放射出令人称羡的光芒。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计划经济优越还是市场经济优越,人民群众通过实践,从新旧社会对比中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就是这个时候唱出来的,它同战争年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是群众心声的反映。
第一个五年建设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有针对性地从多方面作了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的安排计划和预算要以农轻重为序,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让地方办更多事,以及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的观点;周恩来同志从财政和经济辩证关系所阐明的计划和预算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在1954年全国财政会议上阐明的国家财政必须建立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在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的关系上,要从前者为主导,加强财政监察和逐步增强财政后备,以及传达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观点;陈云同志关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办成几件大事,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以及三大平衡的理论;李先念同志关于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安排计划和预算要瞻前顾后,避免过大起伏的观点;薄一波同志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提出的包括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低于30%的“二、三、四”的制约界限。这些,就是第一个五年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社会主义理财思想和财政理论取得丰硕成果的五年。另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局观念的教育,令行禁止,蔚然成风,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可惜,这些成功经验没有坚持下去,发扬光大,相反,在“左”的思想日益发展的影响下,丢开了这些宝贵经验,另搞一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
三年大跃进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8年初,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忽视客观规律和综合平衡,把速度当成总路线的灵魂,也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轻率发动了以钢铁翻番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只凭主观愿望,不讲客观可能,只求高速度,不讲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主观上想要快,结果反而慢;第二个五年计划未能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增长0.6%,其中工业产值增长3.8%,农业产值下降4.3%。国家财政收入增长0.2%,“假结余,真赤字”,五年收支相抵,赤字161亿元。急欲求成,欲速不达,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是“大跃进”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
本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正确地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当时本想突破苏联的框框,象第一个五年计划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种探索从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就开始了的。周恩来同志在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陈云同志在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①的设想,都是在作深入的探索。适应这种要求,国家财政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探索,包括:预算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以支定收,一年一定”,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类似现在的“分灶吃饭”,只是基建投资没有列入地方支出基数);国营企业财务体制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并且试行了流动资金管理上的“全额信贷”和基建拨款上的投资包干,以及税收制度的改进等。在“两参、一改、三结合”,鼓励群众理财的要求下,也出现了群众性经济核算的可贵创造。而且这些改革是同工业和商业体制的改进同步进行的。改革的基本点是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适当下放权力,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和机动财力。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改革和探索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措施仍然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个别也有错误的,如税利合一的试点,不过只是个别试点,并未推广),而主要是由于“左”的错误,急欲求成,宏观决策失误,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影响和限制了改革的进程和效果。这个事实,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它说明:第一,一个综合平衡的、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对改革的顺利进行多么重要。体制合理重要,宏观决策正确更重要。第二,继往才能开来,不善于接受历史的经验,丢开或否定过去,是难以创造出新路子来的。第三,唯实才能创新,“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新是新了,但脱离了中国实际。不从实际出发,不唯实,创新是难以成功的。第四,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离开综合平衡,孤军突出,不但不能跃进,甚至寸步难移。第五,改革和建设失误是难免的,但错了要及时改正和调整,不愿自觉地及时进行小调整,最后要被迫进行大调整,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三年调整时期
“大跃进”像没有制动闸的汽车,跑了一阵,碰了壁。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真正下大力调整,是在1962年刘少奇同志听取财政部汇报,进一步揭露了“大跃进”几年财政上“假结余,真赤字”的真相以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著名的“西楼会议”。1962年国民经济已开始好转,但调整任务并未完成,周总理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还要调整三年。这就是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同1956年的冒进,及时发现,及时调整不同,这次“大跃进”连续三年,积累的困难多,调整的难度大,当时的情况是:“票子多了,商品少了,部分物价上涨,国家收入减少,财政出现赤字。”②但由于措施得力,认识一致,到1964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就恢复到正常水平,高价商品逐步回到原来的价格,集市贸易价格也下降到接近过去的水平。经济恢复得这样快,这样好,可说是财经建设上出现的另一个奇迹。
当时是怎样解决的呢?第一,没有采取增
注:①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是指: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②《李先念文选》第265页。加人民负担的办法。相反,农业税由1960年的347亿斤减少到236亿斤,并且对农村实行了退赔,还提高粮食和油料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25%,油料提高19%。第二,没有采取普遍提高物价的办法。相反,对约占职工开支60%的十八类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稳定价格。同时没有把集市贸易价格统死,允许有升有降。第三,也没有采取举借外债的办法,相反,还按期偿还了欠苏联的债款。当时的主要办法是:以极大的魄力,有计划地调整经济,先退够而后前进,扎扎实实增产节约,上下同甘共苦,克勤克俭,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加强银行集中统一、严格财政管理的两个“六条”决定,人们习惯称之为“双六条”,充分发挥财政银行的宏观调节作用。收回了下放过多的权力,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纳、减、管”,即有的纳入预算,有的减少数额,都要加强管理。大力压缩基建战线,基建投资由1960年的354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55亿元。动员二千万职工下乡,以缓解城市的粮食供应,并支援农业。优先保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调整重工业,增加日用工业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出售高价糖果糕点,采取“高对高,低对低”的政策。这次调整,财政体制和经济管理又侧重于集中统一,但不是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集中体制的简单重复,注意了集中当中有适当的分权,注意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注意发挥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一句话,注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当时陈云同志曾说过:准备慢,争取快。结果是:不怕慢,反而快了,这同“大跃进”想要快,反而慢,形成鲜明的对比。三年间,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9%,其中,工业产值每年增长17.9%,财政收入每年增长14%。由于坚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恢复到甚至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一五”时期,国营企业几乎没有亏损,1961年工业企业亏损达46.5亿元,到1965年只有4.9亿元,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每万元资金实现的利税“一五”为29.4元,1965年为29.8元。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一五”为28.4元,1965年为25.5元。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为83.6%,1965年为93.6%。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最好水平,大部分是1965年前后创造的。当时还试办了托拉斯,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也有新的改革设想。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照那时的路子走下去,我国的经济状况将是另一个样子。
“十年动乱”时期
然而,“左”的思想未根除,“形势一好就折腾”,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毕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一切符合物质利益原则的体制称之为“封、资、修”,把一切必要的管理制度称之为“管、卡、压”,过分突出备战,“三线”项目都要搞“山、散、洞”,打乱了工业布局。“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乱。所以人们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称作“十年动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当时情况的最好概括。
“十年动乱”包括了“三五”和“四五”两个时期。
十年动乱中,由于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撑、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在曲折中仍有前进。工农业生产,1967年下降9%,1968年又下降4%。财政收入,1967年减少25%,1968年又减少13.9%。有的省、自治区连正常经费也不能保证,以致不得不采取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应付危局。1969年和1970年周总理抓计划,又有回升,但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比如,1969年农业产值只增长1.1%,而工业生产却增长43.9%,基本建设猛增78%,而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只有52.7%。“三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9.6%,财政收入平均增长7%,收支相抵,还略有结余,日子还过得去。
“四五”期间,虽然有1972年周总理抓“三突破”和1975年邓小平同志抓整顿的两次转机,但由于1974年“反右倾回潮”和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经济效益全面下降,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从1966年到1976年,四年赤字,七年勉强平衡,总算下来,仍有赤字19亿元。
当然,十年动乱中某些领域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展与成就,比如,建设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大庆油田的生产处于高峰时期,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钢铁工业、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也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在困难情况下,还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当数目的财政援助。但是,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成就将会更大,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缩小而不是扩大。十年动乱的恶果证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便不会有经济的正常发展;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政策上的悖谬。经济的损失大,科学教育、社会风气以及闭关锁国中闭耳塞听,错过许多国际交流和技术合作带来的损失更大,这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动乱,永远要不得,稳定,才符合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从五年计划的角度说,大体包括了“五五”、“六五”和“七五”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从标志着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结束了头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来说,人们把从1979年到1988年称为改革开放的十年。由于这段历史人们记忆犹新,只作简明的叙述。
刚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群众情绪高,经济形势好,财政收入到1978年也突破一千亿元大关。但是,形势一好,头脑又发热,引进多了,摊子铺大了,国民经济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这个信号是由1979年和1980年大量出现赤字发出的。1979年赤字170.6亿元,1980年赤字127.5亿元。1976年到1980年的“五五”期间,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财政收入每年增长5%,财政支出每年增长8.1%,五年收支相抵,赤字286.71亿元。
1976年四月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由于认识不一致,调整不够有力。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进行调整。陈云同志称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小平同志提出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1981年基建投资由500亿元减为300亿元,会议并且提出了“两平一稳”的要求(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价稳定)。同六十年代不同,这次调整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而且调整与改革相辅而行。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中心,成效显著,加上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了部分农村税收,以及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81—198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是开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1953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5%),粮食产量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城市改革,以财政为突破口,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预算管理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流动资金实行由银行统一管理的“全额信贷”,国营企业财务由企业基金制度、利润留成到“利改税”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与此相并行的还有多种形式的包干办法。为了支持和促进对外开放,制定涉外税收法规和多种税收优惠,对广东和福建实行了上缴和补贴数额的包干制。财政上集中过多的状况根本改变了,国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1981到1985年,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2%(包括村办工业),农民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9%,五年有3500万人安排就业。这个期间,经过1981年和1982年的调整,基建规模基本得到控制,从1979年到1983年,基建投资五年增长了36%。财政赤字大为减少,1981年下降到25.51亿元,1981至1985年,工农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1%,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五年收支相抵共有赤字121亿元,平均每年赤字24.2亿元。总之,十年改革的前五年,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生活提高,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买方市场,调整是成功的,成绩是巨大的,人民是满意的。
但是,从1984年开始,急欲求成,头脑发热,基建规模又急剧膨胀起来。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就增长33.8%,1986年和1987年虽然国务院力求控制,“三保三压”,仍然分别比上年增长18.7%和16.5%。消费需求并没有因为积累需求膨胀而紧缩,也出现增长过猛的膨胀局面,其中,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更是带了个坏头。尽管1984到1988年,工业生产以所谓“超高速”的速度增长,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财政赤字在1985年以后又急剧扩大起来,平均每年大约七、八十亿元。国家资金分散,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9年为31.9%,1985年降为26.9%,1988年又进一步降为19.2%。资金分散的另一结果,是预算外资金的过快增长和过分膨胀,预算外资金由1979年的452.8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2270亿元,增长4倍多,相当预算内资金的比例由42.4%,上升到87.7%,由辅助地位上升到平起平坐。十年改革,九年赤字,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了。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同赵紫阳同志赞许和鼓励的“财政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和“吃饭财政论”等错误理论导向分不开的。赵紫阳同志是把削弱国家财政作为削弱甚至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完全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削弱全民所有制经济,鼓励私有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常讲要搞活经济,实质上他要搞活的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而大中型国营骨干企业却吊在空中,半死不活。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同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完全不同的现象,即:“小鱼吃大鱼”。经济过热,赤字扩大,货币长期过量投放,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程度,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8.5%。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实际上是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不过赵紫阳同志文过饰非,对失误不愿作任何检查,只用“见事迟了,抓得晚了”来应付。
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这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这里也要指出:切不可低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官倒”、腐败现象的严重影响。没有物价的基本稳定,便没有人民的安定生活;没有人民的安定生活,便不会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古今中外,大都如此,这也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以上,大体就是四十年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所走过的曲折历程。
四十年来,尽管有过失误和挫折,甚至有的是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四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2628亿元,在保证“吃饭”之余,进行大量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1万亿元以上,建立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列宁说:“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①这是新中国财政部门同有关部门一起所干的最伟大的事业。它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88年,我国重要工农产品的产量同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相比,增长幅度,钢61.2倍,达到5943万吨;原煤15.5倍,达到9.8亿吨;石油419.5倍,达到13705万吨;发电量83.9倍,达到5452亿度,棉布6.2倍,达到176亿米。粮食注:①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3页。2.7倍,达到39408万吨,棉花5倍,达到414.9万吨。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被世界公正舆论称誉的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这个真理,已为中国百年来,特别是四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它必将被今后的历史进一步证明。
今年四十周年国庆,也是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的第一个国庆。多难兴邦。恩格斯也说过:“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来补偿的。”①回首往事,历次挫折和这次动乱,只要善于总结经验,不但不会成包袱,相反,会成为我国改革和建设进一步兴旺发达的新起点。让我们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周围,沿着四十年来开辟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奋勇前进。注:①《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5页。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