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写过“送穷文”。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2000年摆脱贫困,达到小康,可以说也是送穷,把几千年缠绕中国的穷鬼送走。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开始的。人们希望尽快摆脱贫困,送走穷鬼,这种心情和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经济工作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它的特点是,更艰难、更缓慢、更要循序渐进。不顾客观可能,贪大图快,急于求成,将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这是我国四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多次证明了的。经济建设是这样,体制改革也是这样。
拿五十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原来打算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结果到1956年即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总的来说,“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造是成功的。但是,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即使这样,假如当时的体制相对稳定下来,有针对性地解决若干遗留问题,而不是象以后那样,马不停蹄,高级农业社还未推广、巩固和完善,就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一年就完成了。结果由于“一大二公”实际上变成“一平二调”,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得不退下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实际上相当于初级农业社的规模。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经济体制,既要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改革,又要在改革后相对稳定。一个体制的好坏,一年看不出来,要若干年后才能看清楚。因此,改革的话题不能年年换,改革的措施也不能年年新。
拿八十年代国营企业的财务体制改革来说,1978年实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年试行金额利润留成制度。1980年又进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的试点,并扩大试点范围,同时又在一些企业进行“以税代利”的试点。1981年经过试点和测算,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2年肯定“利改税”是方向,要求三年内加快“利改税”的步伐。在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1984年又试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到1986年又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但不久,理论界又提出“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方向,甚至有的提出要“股份化”。“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在学术界,对股份制是什么,在中国搞什么样的股份制,还未弄清楚,还有争议,就急着想“化”哩。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可以存而不论,就拿当前的热门话题股份制来说,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李南雄认为,“就是从现在开始马上搞,全面推开也要15年以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8年第6期13页)。因为第一,要有理论准备,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有些人主张设所谓企业股,而在西方规范化的股份制中企业股(即自有股)在法律上是不允许存在的。第二,要有法制准备,从总则、细则到股票上市的配套法规。陶大镛教授甚至认为,“宪法规定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如果要搞,也要先修改宪法”(《求是》杂志1988年第10期第9页)。第三,要有组织准备,主要是企业资产的界定和评估,因为这涉及到上万亿甚至更多的资产,不能不谨慎从事。资产评估,有四种价值,即原值、净值、现值和预期值,用哪一个也相当费时间。我国现在匆忙搞起的股份制,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持股者既不承担风险,又无经济责任,还有过高的股息,甚至成了非法提高个人收入的渠道。列宁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论文中说:“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益,经济体制改革同经济建设一样,也不能图快,也要“七次思量一次裁”。日常生活中有句俗话:“夹生饭最难办”,经济生活也是这样。
“我们过去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计划经济’的天堂,曾经碰了壁;现在若指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乐园,同样是不现实的。”(《改革》杂志1988年第四期第22页)。我们看某项改革或某些措施,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先进还是落后,不能从抽象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当首先看它是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从历史看,《祖国不会忘记》这部令人振奋的电视片解说词中说:“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人射程三百二十公里的V2飞弹袭击伦敦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们正把燃烧瓶投向侵华日军的坦克。‘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中华儿女用血肉构筑着民族的长城。”中华儿女正是用这些看来是落后的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从小到大,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灭顶之灾。在抗日战争经济最困难时期,我们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指出,军队生产自给,形式上是落后的,它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在当时条件下却是进步的,它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减轻了民负,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从现实看,我国确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模式,是正确的。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要达到这个目标,恐怕要经过长期努力,经历多种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可是,有些急性的同志,没有勇气承认我们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落后,拒绝对各种过渡阶段的过渡形式的研究,从目标模式出发,当我们的宏观经济用间接手段控制不住的时候,拒绝用直接手段,当用经济手段控制不住的时候,拒绝用行政手段,“把自由说成绝对好,把计划看得非常坏”,甚至在严重通货膨胀条件下还要求放开价格,“由市场定价”。由于一些外国的经济学家给我们开的药方是“市场化”(另一个药方是“私有化”),似乎加强计划管理和控制的措施是落后的,拿出来羞见当今世界有识之士。在江西苏区,反对“游击主义”,提倡“正规战争”的同志,装作一个大国家统治者来办事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但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敌强我弱,因此,不是一般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长处,战胜敌人的工具。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和必须坚持的东西。“我们的思想要适合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过去是真理,现在仍然是真理。
经济体制改革,一不能图快,二不要怕羞,要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这就是我读报以后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