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扩大开放的探索便从未停止。从1979年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到1992年沿边、沿江、内陆省会城市全面开放，再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政策性试点到制度性融合，逐步形成了全方位、高层次的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开放型经济不断成长、壮大、发展和完善的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十三大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开放格局，十四大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十五大要求“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十六大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十七大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到十八大指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对外贸易规模增长迅猛、结构不断优化，利用外资发展迅速，“走出去”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多边双边经贸合作令人瞩目。

这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加强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多边财经对外工作以全面参与全球和区域财经交流与合作为着力点，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不断开拓新局面；另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与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合作、知识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多边财经交流求深求广

一是按照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开展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维护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全面参与二十国集团（G20）财金领域合作为着力点，推动形成二十国集团为核心、以具有广泛代表性相关国际机构为支撑的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提高了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影响力。此外，在其他重要国际会议、对外磋商和谈判中，全力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提升我国影响力。如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财金合作，主动发起或与有关经济体联合发起区域银行风险和治理能力、推进危机后区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绿色金融促进绿色增长等多项倡议活动。支持全球环境基金和国际农发基金增资，保障其拥有足够的财务能力，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和推动发展与减贫等领域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通过参加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的理事会等重要会议，发挥我国在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派驻机构的作用，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发展规则制定中的参与权。积极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融资谈判和磋商，推动绿色气候基金的建立和制度建设，有力支持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

二是按照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总体布局，务实推进区域合作，积极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10+3财长会机制下，与国内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协作，加大引导力度，推动各项合作成果做深、做实，并积极提出新的合作倡议，进一步扩大我国对东亚区域财金合作进程的影响力。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力促我国同中亚地区国家经贸及双边关系发展，使之逐渐成为我国引导中亚地区经济合作、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抓手。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通过参与各领域项目的实施，为合作提供了资金和智力支持，推动各成员国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化。在上合组织财金合作机制下，力促安全和经贸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推动财金合作逐步开展。

三是按照发展中大国是基础的外交总体布局，通过“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积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深化财经交流与合作，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整体影响力。

（二）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求新求实

一是治理改革增权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世行投票权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发展中国家要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推动世行改革的主要力量。2010年，世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世行第二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增加3.13个百分点，升至47.19%，如期完成了G20匹兹堡峰会确定的投票权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的目标。我国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1.65个百分点，从2.77%升至4.42%，由第六大股东国跃升至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股东国。

二是资金合作促发展。按照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部署，调整充实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划，使贷款项目更加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三是知识合作谋长远。如与世行合作开展完成对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研究，就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出了政策建议；大力推动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广泛支持能源、环保、交通、农业、社会发展、民生、生态建设、金融、财税改革等领域的政策研究与能力建设，促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我国的比较优势也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进程，是我国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一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一）改善外贸发展制度和政策环境。要进一步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要求、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外贸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促进我国出口产业升级。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企业通过“走出去”带动进出口。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外贸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给予支持；对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品牌、产品国外认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和制订行业标准等给予扶持。完善与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方位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进出口融资担保业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二）统筹多边、双边、区域开放合作。要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积极发挥我国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等对话机制中的主导性作用。认真履行世贸组织成员承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利用好多边贸易体制及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努力遏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快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充分利用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发挥政府间磋商和业界对话等机制的作用，与主要贸易伙伴加强相关政策协调，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在条件成熟时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促进对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和谐发展。

（三）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四）打造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试验田”。今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各界瞩目中正式挂牌成立。从诞生之日起，致力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就被视为我国下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风向标”和“试验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着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切实建设好、管理好，打造新的开放平台，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此外，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适时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