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摆脱贫穷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儿时的记忆几乎都与贫穷有关。虽然父亲耕地打场样样精,母亲是持家理财的好手,但我们家也常常寅吃卯粮。那时的主粮是地瓜干等粗粮,小麦等细粮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吃到。为了给上高中的姐姐补充营养,母亲给姐姐带去学校的煎饼里掺了一半小麦,惹得馋嘴的我频频偷食,母亲也总是装做没看见。那时,我总是幻想着,等我长大有了钱,一定要买很多很多的纯小麦煎饼,正大光明地吃个够。长大后我问母亲,那时为啥不制止我,母亲只是轻叹一声:哪个不该吃,还不是因为穷。那个时候,温饱和脱贫成为年幼的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我要“走出农村”
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同年,我们村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乡亲们打的粮食除了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看着家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粮食,父母甚至做梦都在笑。自1985年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始,交公粮开始逐渐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当农民真苦!”这是上初中的我在当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但是无论多苦,对于天天上学的我,似乎没有太深的体会,梦想脱离农村是在我参与一次“打场”经历之后。所谓“打场”最初是指把收割下来带壳的粮食平摊在场院里,用马拉磙子,或者用小型拖拉机,碾压这些粮食,使之脱去外壳的一系列活动。后来有了脱粒机、联合收割机,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身收割麦子的历史,“打场”一词也成为了历史。
记得那时我上初三,天已黑了有一个多小时,母亲从场上急急地走来,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快去前院的堂叔家喊人去场上帮忙打麦,晚了当晚就打不成了。当我和堂叔一家赶到时,刚好捱到我家。只见看管打场机的人摇着了拖拉机,油门加到底,打场机就被带动起来了,隆隆声很有气势。我和堂叔家的五姐一起上了麦垛,一捆捆地往下倒麦码子。我不愿意干那些靠近打场机的活,唯恐弄得全身都是麦毛。麦毛比针尖儿还细,直往肉皮里钻,刺痒得人受不了。母亲和堂婶用湿毛巾围着嘴,把我和五姐扔下的麦码填进打场机的进麦口,就像喂打场机吃饭一样。父亲在脖子上围了头巾,用叉子掏从打场机底部滤出的麦余,但麦毛很快就糊了父亲一脖子。打场机出麦口的前方是光溜溜的场院,麦粒就从出麦口窜出来,登时场院上就隆起一座小山。一场麦子打下来,人真的就像脱了层皮,少说也要喝上二斤麦尘。
经历了那次“打场”之后,我坚定了走出农村的信念,读书也更加刻苦了。1992年,我接到了中专录取通知书,实现了脱离农村的梦想,成了我们村因升学“农转非”的第一人。
家乡父老的幸福梦就是我的梦
1994年7月,我成为一名基层财政工作者。我拿着学校分配通知书满怀激情地去区财政局报到。局长对我说,你是女孩,就别去财政所了,正好局里也缺人,就留在局里吧。后来我才知道局长的良苦用心。1994年农民负担开始出现膨胀、乡镇财政工作步履维艰,一些农民因交不起税开始拖欠税款,征收农业税成了财政所最头疼的事。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后期,农民非常规负担普遍出现恶性膨胀,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那时,农民每年人均负担在200元左右,有的高达600—700元,很多农民都交不起税费。“撂荒”和“民工潮”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词,很多壮劳力不再继续耕种土地,而是出去打工,财政所的同志一年到头也难见上他们一面,收税就更别提了。作为财政人,在那个时期回家最怕见乡亲。每次见到他们,总是被逼问:“你在财政干,能不能让我们少交点税?”其实,出身农村的我,最知农民的苦,我何尝不想让农民少缴税甚至不缴税。减征或不征农业税,正是那个时期的我和大多数农民近乎异想天开的梦想。
随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2006年1月1日,九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作为财政工作者,我亲历了国家财政由征收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服务型财政的阳光普照下,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真是今非昔比!一条条农村公路四通八达,一排排农民集中居住房拔地而起,一个个贫困学生重返校园,农村孤寡老人生活有了保障,农民们绽开了一张张幸福的笑脸,看到这一幅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我由衷地高兴,家乡父老的幸福梦就是我的梦。财
责任编辑 李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