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政府参事，湖北省统计、经济、审计、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经团联执行主席，湖北省委讲师团专家。

他，集教授、政府官员、全国人大代表“三重身份”于一身，他的文字一直代表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一位政府官员的高瞻远瞩、一名人大代表的光荣使命。他，就是叶青。因十年谏言“公车改革”并身体力行，推动公车改革，被网友称为“最敢说话的官员”、“最具个性的官员”、“中国用车成本最低的厅官”。

十年磨一“谏”

“屁股坐着一座楼”，这是百姓对一些官员“坐骑”带来沉重财政负担的一种讽刺。不合理的公车消费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黑洞，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之一，多年来，推进公务车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在这些呼声中，来自叶青代表的最为执着和强烈：“中国车改20年，其中，我研究车改10年，呼吁车改10年。”

叶青代表对车改的关注始于1993年。这一年，广东省东莞沙田镇先于全国取消了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虽是小范围改革，却让研究财政学的叶青产生了兴趣。随着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政府也面临行政成本日益增高的问题，他意识到车改会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变革的举措。1998年，黑龙江省大庆市车改后的一些新现象令他颇为触动。车改后，大庆的处级干部去省城开会通常都是拼车，车费AA制分摊。而如果没有车改，“县里一个科长去省城开会，单开一部车，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此后，他陆续发表有关车改的言论并在论文中表示“中国要进行的十大财政改革当中，车改是肯定要到来的”。

关注车改十年后，岗位的转变令他对车改不再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2003年3月5日，还是大学教师的叶青在北京参加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只以财政学教授的身份开始呼吁车改。2003年5月20日，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的他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岗位转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一上任就“炒”掉了局里给他配的司机，自购私车上下班，开始实践他的“叶氏车改”。通过自己的试验，他发现一年可以为单位节约8万元的公车开支。

2004年3月，叶青以官员身份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将身体力行后的车改经验写成建议提交大会。“会上讨论不多，会后反馈较少，当时大家对车改似乎有些回避。”后来他找到了问题的原因，那时候关注车改的代表和委员太少了。

2005年，他再次提交了车改的相关建议，当年还有其他4位代表提交类似建议，国家发改委一并给予了回复，但他认为，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007年，他再次提交车改建议，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有人还曾替他担心，怕会影响他以后的提拔，但他却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他自己的升迁更重要。

2008年，当他再次提出改革现行公车制度的建议大概三个月后，忽然接到了中纪委的电话，表示会积极考虑他的车改建议。当时中纪委正在为公车改革事宜寻找抓手，而他当年的建议中提出了“公车改革试验区”的设计，建议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做实验，以便总结经验，再上升为区域政策。这一意见得到了中纪委的肯定。

2009年，他第6次“上书”——继续呼吁设立“公车改革试验区”，率先启动公车采购、使用改革试点。他认为，现在我国有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都、重庆、武汉、长沙、深圳7大试验区，这些新区或者试验区在进行改革试验时，不妨设置一个“公车改革试验区”。

2010年“两会”上，他又提出公车改革要最终广泛地推行须依赖于中央出台方向性的政策，建议尽快出台《公车改革指导意见》。

2011年，他已是第8次将车改建议带到“两会”，并增加了以公务员工资中的“地区补贴”的20%—30%作为交通补贴，公车加装GPS、使用专用车牌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公车私用等新内容。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积极推进公车改革”的字眼，他不由得一阵狂喜：终于触及公车改革了。

2012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到“车改”，叶青代表也在建议中又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应明确界定公车概念，除了警车、垃圾环卫车、公立医院救护车外，公车应包括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公检法的一部分车，凡是用公共资源购买、付费的车都应纳入公车改革范围。二是一辆车每年最少耗用三万元司机费，司机费也应统一囊括到公车费用中。三是车改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层面制定交通补助的上下限，且补助应细化到正科副科、正处副处、正厅副厅，然后各省再根据财政情况确定具体的数额，但是不要突破上下限。四是希望公车改革今年能够出现几个试点。可以由国务院公布几个部委，各个省选一两个地级市做试点，一步步改进。他认为，最终的公车改革应该以货币化为主，社会化为辅，即平时给官员发车补，上下班都由官员自己解决，有接待任务时再去租车，“一个租车公司就能满足一大批单位的需求，而不像现在养这么多车，浪费。”

从2004年建议的“石沉大海”，到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叶青代表以自己的执着与坚定，诠释着人大代表对人民的责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理性看待“车改”新政

2011年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的两份文件给“沉睡”的公车改革注入了活力。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降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采购价格，明确要求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这比此前的标准降了2万元。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管理条例）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从上世纪末启动公车改革至今，“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的字样首次写进行政法规。

其中，管理条例中“超编制、超标准配备的公务用车，违反规定接受的捐赠车辆或者配备的越野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的公务用车，由本级政府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收回和处理。”尤为引人注目。对此，叶青代表表示：“法条已赋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各个部委超标车辆的没收权，但能否严格执法，就要看机关事务管理局能不能挺过人情关。”

关于怎样区分车辆公用还是私用，如何监管公车私用，怎样处罚，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对此，叶青认为悬挂“公务车”标志，或在车内安装GPS，是比较好的形式，这样不仅方便群众参与监督，而且对开公车办私事的情况能有效监控。

让车改之路走得更远更稳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试点公车改革，其中也不乏成功范例。例如浙江省杭州市，2009年，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都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补贴金额从300元到2600元不等。最典型的特点是“买改为租”，由地方牵头成立官方的公车租赁中心，统筹管理。公务员因公务需要用车时，需提前预约，杭州市区、临安市、富阳市等车贴区域内，使用普通公车180元/天，超过一定里程另计费，产生的费用通过市民卡刷卡消费。据当地统计，车改后，公车费用已经连续三年减少30%以上。广东省惠州市2011年启动的公安政法单位车改，压缩机关车辆，配强基层车辆，取消干部专车和非警务用车，按职级不同每人每月发放500元至2800元不等的公务交通费。经测算和论证，车改完成后市局机关警用车保有量将裁减59%。惠州车改的最大靓点是“政法机关都可以车改，还有不能改的机关吗？”近期温州的车改同样有可取之处，明确将温州市属106家行政单位、207家事业单位的公车进行拍卖处置，范围涉及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各家单位，各类车辆1790辆。除执法执勤用车300多辆外，其余1400多辆公务用车都将处置，车辆拍卖所得将上缴市财政。同时要求机关单位人员在温州市区从事公务活动，按职位级别实行限额车补，月均车贴总额从400元到3100元不等。而远程及重大应急公务交通则可以向公务用车服务公司租车，并按统一商定的价格支付费用。

关于杭州车改，叶青代表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杭州车改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车改。杭州作为副省级城市，车改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成功了。下一步有可能向两头延伸，一是浙江省省直机关的车改，二是杭州市区之外的浙江城市的车改。第二，杭州车改是最彻底的车改，除气象、质量监督等少数部门留专用公车外，公车一部不留，有可能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基本规则（当然前提是现在发车贴），闯出一片新天地。第三，杭州车改是最震撼的车改，通过车改触动公务员的良知，转变“官念”，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节约每一分钱。他特别强调，一把手的魄力决定了车改的成败。杭州车改能成为标杆与书记支持、市长亲自操办是分不开的。

“惠州作为地级市整体推进公安系统车改，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叶青代表说，“杭州+惠州”的模式最为理想，不过两地方的补贴额度都还有下降空间。

关于温州车改，叶青代表认为能卖这么多车说明温州此次的决心比较大。另外对于司机的安置也比较人性化，因为他们对驾驶员有三个出路，一可以提前退休，二可以转单位，三可以留本单位的办公室工作。公务员出差的时候可以到租车公司租车由这些司机来开，这样就给司机留了一条路。而通过对比自己的车改以及多年对于车改的研究，他表示，温州车改的车可以再卖一些，补贴可以再少一点。

总结杭州、惠州、温州等地经验，全国成功车改的模式基本是一种方案：取消公车，同时政府以赎买的方式发给交通补贴。叶青代表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承认了原来官员按级别配车的方式，虽然难向公众交代，“但总比不改好，有些地方一下子把车卖了，钱发了，结果发现很不方便，又重新买上，反而比原来花的钱更多。”具体的车贴怎么补，各地弹性很大，如惠州的处级干部补贴2800元/月，杭州的正厅级干部补贴2600元/月，尽管付了这么多，但按杭州的模式来算，还是节约了1/3公车费用。他强调地区间差异必须有，以正处级干部为例，交通补助可以规定在700—1000元之间，富裕地区可以采取高线，但不允许超过1000元，经济条件相对差的地方不得低于底线，而具体怎么定，看地方的财政能力。地方试点车改都是自下而上，杭州也是遵循“街道---区---市”这样的路径，“地方上能做的基本已经做了，现在需要的就是上面的认可。”

从有关叶青的资料的研读中，自始自终贯穿“节约”两个字。长期研究财政思想的他说：孔子曾经说“政在节财”——政务的关键是节约。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财政也要以此为核心，人民才会满意。十八大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