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似乎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不断增加。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始发于国际金融核心地带——美国,任凭各国救助措施不断加码,金融危机仍然迅速蔓延与扩散,并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几近瘫痪,世界经济严重恶化,这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危机的破坏力之所以如此大,与危机爆发的原因密不可分。
就宏观层面——国际货币体系看,当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固有缺陷——特里芬悖论,是爆发金融危机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为美国打开别国市场提供了契机,更为美国替代英国实现金融霸主地位奠定基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最终得以转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继续发挥主要储备货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元无需与黄金挂钩,却继续发挥着关键储备货币作用。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得以构筑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金融创新,设计金融领域新规则、构建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美国不仅获得巨大的铸币税,而且掌握金融资产的定价权,甚至影响其他国家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特别是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进一步强化了美元霸权地位,并巩固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霸权地位,为美国利用金融手段获取更多利益提供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并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承担义务,其宏观经济政策服从其国内经济目标,但政策的外部性却由其他国家来承担。这种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不仅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而且还加剧国际金融动荡。
从中观层面——货币供给看,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超发行导致全球信用迅速膨胀,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出现流动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又以全球经济不平衡为表象,大量资本流入了美国金融领域进行自我循环,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吹大了资产泡沫,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次贷危机爆发前几年,世界储备货币普遍出现超量发行的现象。1981—1990年期间,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狭义货币M1占GDP比重上升幅度都很平缓,但从1998年后,世界储备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加快。1998年至2006年间,美国的M1占GDP比重从40.6%上升至54%,欧盟从24.1%升至42%,日本由29.5%大幅升至75%左右。世界储备货币的大量发行,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增加了全球流动性。
从微观层面——金融衍生品定价看,投行家、信用评级机构等对金融风险低估,风险溢价下降,风险敞口增加,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经过华尔街金融天才精美包装的金融衍生产品异常复杂,投资者很难有足够的专业化知识来评估其内在价值和潜在风险,必须依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来进行投资决策。然而,信用评级机构在房地产泡沫中,与投行家们共同设计并促成“乌鸡变凤凰”的游戏,将次级抵押证券分开拆碎再打包,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成为与美国国债同等级别的证券投资工具。全球投资者正是根据评级机构对抵押债券高估的信用评级才放心大规模购买此类证券,从而蒙受巨大损失。
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影响是全方位的,从金融周期传导到经济周期,不仅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而且蔓延到国际商品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起大落;不仅拖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因外需不振难以“脱钩”,世界经济步入颓势;不仅肆虐国际金融市场,而且还威胁着以美元为基石的国际货币体系;次生危机此起彼伏,一些国家因资金外流引发金融动荡,甚至危及国家信用。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因缺乏必要的套期保值金融工具,我国金融机构境外投资的风险不断增加,直接损失也相应提高,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间接影响更为显著。首先表现在美元资产价格下跌而导致的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其次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导致我国出口减少,此外,国际金融体系动荡不安也对国内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这是与我国当前外向型、粗放型发展模式分不开的。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我国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通常只是从事低端、低附加值的生产,国际竞争力低下,当外部需求下降时就会出现经营困境。旨在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出口退税政策虽可以缓解相关行业经营状况,但由此引致的贸易伙伴国“报复”行动则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才是标本兼治的手段。只有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以金融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夯实实体经济,再以强健的实体经济为基础促进金融向纵深发展,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变外需驱动型发展模式为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
此次金融危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有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业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成为焦点,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部署。一方面,应充分挖掘国内有效需求,深化税制改革,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富民强国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应促进金融创新、大力发展金融,并通过金融渠道来配置国内、国际资源。同时,积极部署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财经合作,努力谋取话语权,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做充足的准备。
责任编辑 方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