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9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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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社会主义的财政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三十五年来,财政工作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不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财政工作正以崭新的面貌,为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1983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已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249亿元,财政总支出已由1950年的68亿元增加到1,292亿元。除此以外,在国家预算外管理的由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地方自己支配的资金1983年已达到800多亿元。国家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和预算外资金的增长,集中地表明了我们的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已成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强大支柱。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前进
新中国的财政,是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有计划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它与国家的富强、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实现党和国家各个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工具。
三十五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新型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的财政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三十五年来,财政工作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不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财政工作正以崭新的面貌,为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1983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已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249亿元,财政总支出已由1950年的68亿元增加到1,292亿元。除此以外,在国家预算外管理的由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地方自己支配的资金1983年已达到800多亿元。国家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和预算外资金的增长,集中地表明了我们的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已成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强大支柱。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前进
新中国的财政,是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有计划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它与国家的富强、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实现党和国家各个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工具。
三十五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也日益发展壮大。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从1950年到1983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3%。从1951年到1983年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9.4%。在组织财政收入时,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取之得当,取之合理。就以广大农民的负担来说,长期实行低税的政策。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一方面要进行抗美援朝,一方面又要进行国家建设,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重了一点,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12%。以后确定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农民负担逐步下降,现在农业税的负担率已降至3%。除了农业税以外,国家还十分注意农民的各项社会负担,不能失之过重。例如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农民各种负担不少,国家进行了一次整顿,减少了不合理的负担。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政负担上,国家也经常注意调节,使它既能保证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建国三十五年来,财政收入的结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我国财政来自国营经济的收入只占33.4%,来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仅占0.3%。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1956年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国营经济的比重上升到73.5%,来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到15.7%。从此,我国财政收入牢固地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以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忽视个体经济等其他经济形式的适当发展,以致在一些年度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过大。现在,党中央重申了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财政收入的结构正在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国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便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三十五年来,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流动资金、各项经费等)的比重逐渐上升。从1950年到1983年,经济建设费累计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56.2%。社会文教费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3.8%。国防费支出与行政管理费支出分别占同期17.8%和6%。这两项支出,虽然不直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却是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保证人民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同时,为了促进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和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费安排上,国家财政对这些地区有专门的照顾。建国以来,中央财政安排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和经费共达135亿元。
从上述财政资金的分配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都是直接用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当然,财政资金在合理分配之后,还必须认真管理,有效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在这一点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做得是比较好的。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放松了对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各方面的损失浪费很大,经济效益较低。现在,我们正在大力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合理安排建设布局,认真进行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倡勤俭节约办事业,杜绝各种浪费现象,把各项资金管好用好,使它发挥更大的效益。
三十五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靠国内经济的发展,自力更生解决的。同时也适当利用一部分外资。我们在五十年代,曾向苏联借过一些款,当时由于使用较好,对发展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由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使我国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实行闭关锁国“左”的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利用外资工作重新得到发展。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财政直接向一些国家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民间财团的借款达98亿美元,除去偿还的以外,1983年底尚有借款余额37亿美元。我们利用这些外资,对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增强国内经济自力更生的能力,起了良好的作用。今后,国家财政将在利用外资,发展国际间经济合作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上述事实,生动地说明我国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特征。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财政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总路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建国初期,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国家财政在这方面采取了必要的配合措施。如对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适当调剂农村各阶层的收入,对贫苦农户给予减免税照顾。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国家建立了贫农合作基金,帮助贫农解决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筹措入社资金的困难。国家财政还采取直接投资和通过银行发放农业贷款的办法,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农业集体经济。农业合作化以后,又及时改革了农业税制度,在全国统一实行了比例税制,按常年产量计征,增产不增税。同时,按照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国家财政除继续拨付大量资金,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外,并划出专款,帮助经济条件较差的社队发展集体经济。为了鼓励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对手工业合作社国家财政在资金上给以照顾,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从1955年到1957年三年内,手工业合作组织得到的减免税优惠照顾,相当于他们1955年全部股金的4.4倍。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财政除了从各方面支持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利于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外,还通过税收的奖限作用,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促进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财政工作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生产关系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还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完善。
在农村,国家财政继续稳定农民的农业税负担,给乡镇工业,特别是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服务的乡镇工业,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以及对农用生产资料等实行价格补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情况,调整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在重点支援粮食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支援。为了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措施。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中,仅在价格补贴和减免农村税收两个方面,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的资金就达1,000亿元左右。由于党的农村政策的威力和国家财政的支持,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8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745亿斤,比1978年增长27%;棉花产量达到9,274万担,比1978年增长114%;油料产量达到211亿斤,比1978年增长102.2%。
改革财务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1958年到1960年,我们曾对国营工业、交通、商业等企业实行过企业基金、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从1967年开始,国家实行把大部分基本折旧基金留给企业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的制度。1978年底以来,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财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方面,改革的步伐是相当快的,开始恢复企业基金办法,接着则实行各种形式的利润分成办法和盈亏包干办法,并提高了部分企业的折旧率。1983年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79年到1983年五年中,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实行多种利润留成和包干办法,企业共提取利润留成863亿元,提取折旧基金1,069亿元。这对于搞活经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和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方面,也于1980年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大多数地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分灶吃饭)。即按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确定一个收入上缴中央和地方留用的比例,一定五年不变,地方按规定办法多收了,可以多支,少收了则要少支,自求预算平衡。对广东、福建两省,按照中央实行特殊政策的精神,在财政管理上实行了“划分收支、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五年不变”的体制,把增收的部分全部留给了他们。对民族地区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按照“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执行,在这个基础上,除仍然保留原有的特殊照顾外,又确立了包于的定额补助,每年递增10%。实行上述体制,改变了过去统收统支的传统作法,进一步扩大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增加了他们的机动财力,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事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健全财政法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发了一批财政税收法令,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一批财政税收条例。这对于加强财政管理,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严格财政监督,巩固财政、财务体制改革成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为了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三十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拨款达5,616亿元。许多基础工业部门,机械制造部门,化学工业部门,发展很快;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也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现在,我国已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3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达4,023亿元,为1952年的24.8倍。1983年我国的钢产量达4,002万吨,煤产量达7.15亿吨,发电量达3,514亿度,原油产量达10,607万吨。这些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也有所上升。钢产量由原来的第26位上升到第4位,煤产量由原来的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原油产量由原来的第29位上升到第7位。
支持农业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财政除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安排好支农工业的投资外,还拨付巨额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事业费。从1950年到1983年,共拨付支农资金2,276亿元,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各项农田基本建设,以及推广新技术,发展良种良畜,从而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财政工作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也做出了巨大努力。国家拨出大量经费,建立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加强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为了促进经济部门和企业结合生产实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在国家预算中,设置了新产品试制费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等专项拨款,在拨付经济部门的事业费中,设置了科学研究费专款,并允许企业从收入中核销新产品试制损失,允许一部分企业,从收入和利润中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建国以来,仅拨付经济部门挖潜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就达800多亿元。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科技成果,填补了一批科技上的空白,建立了一些新兴的技术部门。
我国国防现代化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三十五年来,我国国防工业有了迅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而且已经掌握并拥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尖端国防技术。
增加智力投资,发展社会文教事业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保证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拨付大量资金,建设大量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并对学校布局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了农村、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同时,通过财政拨款和允许企业用一些资金,支持工农教育、业余教育、半工半读教育、电视广播教育、职工在职轮训等各种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预算用于教育的事业费支出,1950年为3.76亿元,19 83年增加为128亿元,增长了33倍。特别是近几年来,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力进行智力开发,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迅速增长。1979年到1983年五年间,仅教育部门的教育经费支出累计51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3%;大大高于同一时期财政支出的递增速度。这就是说,国家财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1949年到1983年末,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人数达411万人,毕业研究生总数4万多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累计人数722万人。
我国卫生事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培养了大批医药卫生工作人员,建立了各类卫生机构,现
已基本形成遍及城乡的医疗网。国家财政用于卫生事业费的支出,1950年为0.72亿元,1983年增加到52.82亿元,增加了72倍。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大力加强卫生事业建设和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到1983年,国家用于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共达23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6%,也是国家预算支出中增长速度较快的。由于卫生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缺医少药、人民无力就医的悲惨境况。人民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前的25%左右,下降到7.08‰。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口自然增长率1983年已降为11.54‰。
新中国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三十五年来,我国新建了大量的文化艺术和文物事业单位,报刊图书等出版物迅猛增长。人民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有些运动项目在国际上已处领先地位。新兴的电视广播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已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鼓舞振兴中华的斗志,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国家财政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在资金的分配上,适当安排了城乡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建国初期,当我国财政经济还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国家就以巨大的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并且拿出大量资金进行生产救灾和安排就业,迅速地稳定了人民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财政在保证建设资金需要的同时,在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和健全了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制度,有计划地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并且建立国营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兴办各种公共福利事业。1957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37元,比1952年的446元增加了42.8%,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7.9%。在农村,国家不仅拨付巨额投资发展农业生产,还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5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1950年提高了46.2%,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仅提高12.1%,使农民从增产和价格两个方面能得到不少的好处。
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经济工作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限制。后来,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显著好转,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又有所提高。1965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7年提高22.6%。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我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城乡人民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改善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解决十年动乱期间遗留下来的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人民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从1979年到1983年,国家通过安排城镇劳动就业,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建设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设施,实行各种价格补贴等,支付了大量资金,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83年城镇职工家庭按人口平均的年生活费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68%。在农村,由于农业增产和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增加得更快,1983年比1978年增加131%。
新时期的财政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财政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清理“左”的影响,端正了指导思想,积极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努力开创新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新的成就。
由于过去“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积累,对改善人民生活注意不够,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近几年来,国家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并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搞好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在控制基本建设规模、适当压缩积累的同时,通过扩大城镇就业面、调整职工工资、发放奖金、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了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降到1983年的30%;消费率由1978年的63.5%提高到1983年的70%。1979年到1983年,国家用于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资金达2,770亿元。在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同时,国家财政还大力增加智力投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在保证重点建设,增加能源交通投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发展轻纺工业,繁荣市场、丰富人民生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调动企业、地方、事业和行政单位的积极性,财政方面的改革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1983年完成了国营企业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即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征税以后的剩余利润,再通过多种办法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实践证明,利改税对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保证企业增长利润中国家得大头,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正积极准备在1984年第四季度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其具体做法是:合理调整产品税税率,增设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征税以后的利润即留归企业支配。通过这一改革,把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用法令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定增长,使企业能从新增加的利润中得到较多的收益。并可以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带来的一些矛盾,使企业在利润悬殊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开展竞争。还由于企业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上交利润,而有利于合理解决“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从今年四月一日起,国家对部分企业发放职工奖金,试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即:企业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增加的,可以相应增发奖金;企业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减少的,要减发奖金或停发奖金,直到扣发部分工资。企业发放奖金超过一定限额的,国家要向企业征收奖金税,以防止消费基金失去控制。这一办法,随着利改税第二步的实施,将全面推广。在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完成后,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划分,将改为以划分税种为主体,按税种分为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外,在基本建设方面,对投产后有还款能力的基本建设项目,进行了由拨款改贷款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践证明,采取贷款方式,要求企业用投产后创造的利润和提取的折旧基金归还财政,比财政无偿拨款更有利于调动建设单位的积极性,有利于节约投资,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果。对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实行了经费包干办法,从而调动了这些单位节约经费支出的积极性。总之,近几年来在财政领域的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改变了过去在统收统支制度下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各地方、各单位在责权利的结合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决策,国家采取了必要的集资措施。在继续执行现行的财政体制和保障企业自主权的前提下,从1983年1月起,对企业、事业、地方、部队等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征收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3年10月1日起,又对各地区、各部门的自筹基建投资征收了建筑税;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税收措施和价格措施,使国家集中了相当一部分资金。从1981年起,国家每年还发行国库券,用于平衡财政收支,进行重点建设。国家采取上述措施,对于改善财政状况,稳定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实行优惠政策,大力开展利用外资的工作。目前除国家统借一部分国外贷款用于国内建设外,为了鼓励外商采取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独资等多种形式来华投资办厂,对于外商的投资,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减税免税和财务优惠措施。如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方面,对新办的合营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第一年、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对举办农业、林业等利润较低的合营企业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开办的合营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减免税优惠。对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也有不同于国内企业的优惠规定。进出口产品的工商统一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都规定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正在被外商所了解,有力地吸收外商来华投资办厂。截止1983年末,已举办中外合资企业188个,还有一批大的项目正在谈判中。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对这些新开放的地区,也要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扩大它们的权力。在这些港口城市,外商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按规定享受许多优惠待遇。
上述改革和政策措施,正在对我国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影响,并为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打下了基础。新中国诞生以来的财政经济成就证明,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可以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我们也一定能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当我们回顾三十五年来财政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毋庸讳言,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由于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对财政工作的影响,财政上曾出现过高指标、放弃财政监督、资金浪费严重等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失误,肯定地说,财政工作上的成就会更大,整个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会更大。
在新的历史时期,财政工作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将有更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后,我们要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要进一步消除财政工作中若干“左”的流毒影响,突破那些陈旧过时的框框和做法,进一步搞好财政改革,改变某些吃“大锅饭”、“供给制”、平均主义的残余;大力推动全国财税干部在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根据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提出新的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自觉地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水平,努力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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