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1980年的秋天，我们搞多种经营调查时，来到了“九分黄土岗，一分山冲田”的城郊公社风光二队。队长告诉我们：“五年来社员分配没有兑过现，种田地不利，烧窑倒贴钱。大锅饭吃得地不增产，窑不冒烟。”为了弄清烧窑到底赚不赚钱，我们找到懂烧窑技术的社员林本敖。他说：“卖土那能不赚钱！财政上如果能稍给一些支持的话，我愿意联合几个人，承包这个窑，为生产队摘掉穷帽子出点力。”我们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以前只扶持过国营企业，扶持过集体企业，可从来没有扶持过联合承包。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向市局领导作了汇报，提出帮助林本敖联合搞承包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经过与队委会商量，征求全队社员的意见，把砖瓦窑包给了林本敖等五名社员。承包的结果，当年收入扣除费用后，除交税390元，按合同规定交队1，500元以外，参加承包的五名社员人均收入600多元。这一年，全队社员每户平均增加收入37元，年终分配也兑现了。

1981年，林本敖专业承包组打算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添置机瓦设备，但资金没着落。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在积极支持种植业、养殖业的同时，主动拿出2，000元支农周转金，借给了这个窑场。当时有人议论说：“拿国家的钱给几户发财致富，财政部门胆子真不小！”林本敖听到议论后，也不敢用这笔钱去购买制瓦机了。于是，我们再次来到风光二队，宣传中央搞活经济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按原计划购置了制瓦机。生产很快搞上去了。1981年承包组收入除交纳1，000多元的税款，还清2，000元的财政周转金，上交生产队4，190元以外，承包组每人还净得800元。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1982年我们又借给窑场一笔周转金，帮助新建了一条长窑，架设了电力专线，增添了部分设备，使这个专业承包联合体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然而，当有人看到林本敖专业承包组的五名社员日子越过越好，有的买了手表、自行车，有的盖起了瓦房，添置了新家俱时，有的说：“专业组不种责任田，烧窑赚大钱，我们不能白养活他们。”有的说：“窑是集体的窑，土是国家的土，要富大家富，要穷大家穷。”一时，议论四起，莫衷一是，生产队干部左右为难。我们第三次来到风光二队。首先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随后和社员们一起学习了中央有关经营责任制的文件精神，同生产队干部、社员算了三笔收入帐：一是国家收入帐，窑场实行承包前，队里没交过一分钱的工商税，承包后，两年纳税1，400元；二是集体收入帐，承包前的两年，窑场共收入1，000多元，抵补开支后还亏本，承包后，两年来交队纯收入5，690元；三是个人收入帐，承包前，社员分配不能兑现，承包后，生产队未花一分钱，每户社员两年中平均增加收入142元。这样一算，使群众知道了不是大家“养活”了专业组，而是专业组对大家做出了贡献。生产队干部表示，专业组的责任田我们分担，支持专业组安心承包。这年的前六个月，林本敖专业组连烧八窑，产值达到8，000多元。

下半年，正当窑场向产值15，000元的目标奋斗的时候，有人看中了这个“聚宝盆”。要把承包改为“官办”，给窑场派去了书记，并新招了25名工人，又开起了“大锅饭”。结果，两个月没烧一窑瓦，社员群众意见大，专业组成员也提出要转业，准备各奔前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一次来到风光二队，多方面做工作，最后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撤出了派去的干部，辞退了安排的工人，重新搞起承包制。由于这场“官办”的风波，使这个窑场停产两个多月，半年时间只烧了四窑瓦，比上半年减产一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给这个专业承包组吃了定心丸，他们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由过去的5人，自愿发展到23人，并向生产队签订了产值和交队款的合同。为了使这个专业承包联合体健康发展，我们又安排了一笔周转金，帮助他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