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调整经济,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要停建、缓建一些项目,下马一批工程,这就意味着某些方面要有所退。但是,长期以来,不少人习惯于“大干快上”、“大跃进”之类的东西。听到要下、要退,就很不痛快;情绪抵触者有之,顶着不办者也有之。在他们的心中,不管客观情况怎样,只要是上、是进,就是好事,而如果要下、要退,那就统统要不得。
其实,事实并不如此。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上与下、进与退,也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它们依据不同的客观情况、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三年大跃进时期,积累率高到40%左右,上得是够劲的了,不仅“跃进”,而且是“大跃进”。可是,我们的经济建设速度并没有上去。相反,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出现了三年困难。当时的情景,大家是记忆犹新的。后来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批工程下马,不少企业关停并转,积累率退到15%。正是由于下决心退够,到1963年,比例失调的情况就基本调整过来了,1964年、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就比较好了,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应该对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及时进行调整,休养生息,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做,仍然要大干快上,结果还是欲速不达。实践告诉我们,该上不上,该进不进,这是右倾保守;该下不下、该退不退,这是左倾冒进。上和进不一定绝对是好事,下和退也不一定绝对是坏事。当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和,国家安排的各项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那就必须要退,而且要退够。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退一步进两步。
军事上常讲,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而胜之的道理。这里讲的退,就是退到力所能及的程度,更具体地说,就是要退够。“决定退却的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大踏步的退,就没有更大的进。《宋书》、《南史》的“檀道济传”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檀道济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一次督师伐魏,二十余战皆捷,后因粮草不继,巧计退兵,“全军而返,雄名大振,魏甚惮之”。檀道济的用兵被人们所称颂。假如,檀道济只知道进,不知道退,那就只有全军覆灭了。所以说,那种只主张上和进,不主张必要时的下和退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它会使我们的工作失误。
在这里,关键是对客观形势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估量。从正确地估量客观形势出发,我们的下和退,我们的调整,就是清醒的和健康的。经过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就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我们以后就能更好地上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