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两个部分谈谈自己的一些工作体会和看法。第一部分，建国初期个人参加财政经济工作的一些体会，主要是财政工作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对当前财政上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

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基本估计，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已作过全面准确的论述。在经济工作方面，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的同志，对建国以来的主要成绩和缺点错误，在许多方面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大家都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作做得好，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取得了重大成绩。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小的波折。例如一九五三年打预算时，由于没有经验把已经作为银行信贷资金的上年财政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安排支出，形成“一女二嫁”，因而使国家财政信贷一度出现过紧张状况。但问题发现得快，解决得及时，形势很快就好转了。一九五三年后半年邓小平同志担任财政部长，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指标打得很稳妥。一九五五年的情况也很好。一九五六年又因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家职工上得过猛，农贷投放过多，结果是这一年的财政、信贷、物资发生了不平衡状况，市场出现了紧张局面。但是问题发现得较早，也很快纠正过来了，一九五七年形势就好了。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期间，我们犯了错误，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从财政上看，三年“大跃进”期间国家财政帐面有结余，但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很大的，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对这个问题，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关停并转一批企业，精简两千万职工回到农业第一线，同时中央发出加强财政和银行集中管理的两个“六条”，并采取了临时性的若干高价措施，到一九六二年情况开始有了好转，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好转。现在所说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历史最好水平，就是一九六六年那个时候的水平。

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发觉也迟了一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同时，从今年起也对国民经济比例做了若干调整。但是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因此在贯彻八字方针中，调整的步子还比较缓慢，基本建设战线和工业生产上打“消耗战”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在这个时期，由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轻农村税收负担，特别是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政策的两个决定贯彻以后，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在城市职工方面，两次提高部分职工工资，加上奖金的发放，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少数商品提价，部分职工的货币工资虽增加了一些，实际工资并未增加多少。

上面是对三十年的简短回顾。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建国初期，大体是十年左右财政工作方面我的切身体会。

先谈谈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我记得在三年恢复后期（一九五二年冬和一九五三年初），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都认为我们取得的成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现在回头总结经验，我觉得有以下五条：

第一，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以及财经方面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进城以后，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要着重抓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党中央提出，进城后第一条是看我们有没有本领把经济很快恢复起来。根据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在财政上，立即开征了工商业税。当时的方针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旧税，时间来得及改的就改，来不及改的可以暂时先沿用旧的办法和条例征税，但对其中有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要尽可能改掉。中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进城以后，必须很快把城市经济生活稳定下来。解放前夕城市的情况是很凄惨的。记得在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大多数人连玉米面都吃不饱，市场上全是现洋交易，一部分是美元，金元券已不用了。北平和平解放了，我随叶剑英同志做经济后勤接收工作。当时北平没有粮食吃。彭真同志问我能不能解决北平的吃粮问题，我说可以从河北、察哈尔调运粮食来。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一是要养活九百万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加上留用的旧军政人员，即吃国家供给的脱产人员。二是由于一九四九年年成不好，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兵灾人祸，受灾面很大，要运粮救灾。三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中央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政策，财政要保证供给。全国刚刚解放时，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生产破坏、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新闻界认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军事上有办法，把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消灭了；在政治上也有办法，团结了全中国的广大人民和各进步党派；而在经济上没有经验，过不了关，要向他们乞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内，货币增发了一倍多，物价也涨了一倍多。到底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把物价上涨的局面刹住，把市场稳定下来？当时再三考虑，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办法：一是继续增发货币；二是暂时加重一点工商业者的负担，使人民再忍一下痛，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办法。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中央决定对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解放区有十九块根据地，货币也不统一，有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农币，晋察冀的边币，晋冀鲁豫的冀南币，华东的北海币等等，种类很多。虽然各解放区总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是各地区的机动性很大。一九五〇年二、三月份，中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方针。财政上采取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征工商业税，农村随着解放区的扩展开征公粮，力争粮食自给，同时加强对财政的管理，大力组织收入，节约支出。在币制上，第一步统一使用冀南币，第二步统一使用人民币。同时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一九五〇年的预算是用小米计算的，这也是根据当时具体条件的一个创举。这些措施实行后，见效很快。一九五〇年三、四月份形势就好转了。实行这些措施当时是有人反对的，是经过严重斗争的。在社会上有人反对我们统一货币。有一次，我接到一份“礼物”，里面装了三颗子弹，还画了一把刀刺一个心，洒了些红墨水，写了个条子说：“戎子和你若以冀南币统占市场，禁止使用现洋，你的下场就是这样”。党内也有人反对，林彪就来中央告我们，说我们是“杀鸡取蛋”，“竭泽而渔”，“把武汉搞得不成样子了！”对此我们曾经进行了检查，结果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记得有一天，毛主席请陈云、薄一波同志汇报工作，姚依林、南汉宸、宋劭文等同志和我也一起去了。毛主席说：支持你们的工作，支持你们统一财经。这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第二，财经工作方法对头。当时在周总理、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办事自觉不自觉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城以后，我们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思想上是谦虚谨慎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说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办法，我们憋了一肚子气，下决心要使经济情况好转。当时我们党也是信任有经验的专家的，例如，党中央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很信任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财政工作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很受重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财经问题，有时让我们列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财政经济问题时，毛主席总是先让大家发言，然后让陈云同志作总结性发言，再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当时我参加这些会议，感到心情非常舒畅。陈云同志的领导方法，大家都熟悉的有六个字，就是“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决定问题总是多方面考虑，力避片面性。比较，就是提出几种方案供大家进行比较，择优选用。反复，就是把意见提出来让大家反复讨论研究，反复修改，然后再决定。在这样的领导方法指导下，我们确定一个基建项目，或增加货币发行，都要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例如一九五二年底拟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原来提出的项目较多，速度也较快，为了慎重，曾多次研究反复修改，最后才定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我参加过几个项目的会议。陈云同志领导定项目，都是经过几次反复，对资源、动力、运输、地质等问题的调查都很详细，而且解决这些问题都和专家商量研究，又坚决按基建程序办事。所以，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基本上进行得很顺利，速度也是很快的。陈云同志对发行货币也很慎重，一般是先开小组会，五、六位同志参加，研究市场物价、商品增长和财政收支情况等，再确定发行多少货币，然后向总理汇报。那时虽然出现过一九五三年动用上年结余和一九五六年的赤字问题，但是发现问题早、决心下得快，很快就纠正了。

第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由于党的威信很高，毛主席的威信很高，当时党在北京发出一个号召，全国立即响应。党内思想很统一。例如，当时财政很困难，各种矛盾都反映到财政上来。中财委开会，比较困难的是解决预算盘子，给各地区定指标。那时邓小平同志是西南局书记，西南大区代表到中财委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常嘱咐他们，现在要体谅中央困难，中央说什么就拥护什么，要拥护统一，拥护中央方针；有什么任务都背回来，不要讲价钱。其它各大区也是很好的。各级党委讲的话都很起作用。党中央对中财委的工作也很支持。在困难时期，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党中央对具体工作同志的强有力支持，各种决定措施也就很难贯彻。

第四，干部干劲大，群众热情高。进北京以后，多数同志从早上七点半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加班加点是自觉的经常的。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我国那时是普遍的。那时群众热烈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劳动很出力气，效率很高。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我亲眼看到几处建筑工地的工人，那种拼命干活汗流浃背的情况，至今难忘。

第五，有根据地的建设经验。从红色政权建立到进城，我们已有二十多年经验。我们的根据地无论是在财政工作、商业工作、生产建设、群众运动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回想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征收农业税的经验可概括为六个字，即“生产、生活、供应”三者兼顾。农业税的征收要使农民生产有积极性。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照顾群众生活的同时，要保证军政首先是军队的供给。很多老解放区的经验，对我们是很宝贵的，没有这些经验我们就得从头摸索。

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财政工作也有缺点。一个是当时有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使地方几乎没有机动余地。另一个是我们注意财政多，注意政治和其它方面不够。

这里需要着重说一下的是，关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基本经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作过很重要的总结，如毛主席提出的“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的方针，陈云同志提出根据财力、物力确定国家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以及坚持预算、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薄一波同志提出的二、三、四比例关系；李先念同志也有许多重要论述，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

下面谈谈三年“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

由于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的头脑开始有些发胀，总想再快些，因此就来了一个反“反冒进”，认为一九五六年冬和一九五七年初的“反冒进”是错误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后又开了成都会议，八月北戴河会议确定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一下就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当时人们提出的一些口号，今天回想起来是很可笑的。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作不到的”等等。记得一九五八年九月份，先念同志带了我和段云同志等去河北、河南视察。先到河北徐水县，见到县委书记。那时徐水一个县已经向国家借款欠帐几千万元。我问他搞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搞经济核算，他感到十分惊讶。到了县委试验田，说一亩谷子要打五千斤，一亩萝卜要收二十万斤，一亩白菜要收二十万斤。后来又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大队，说他们那里十几亩棉花可亩产皮棉一千五百斤。一九五八年后半年提出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吃饭不要钱。那时把钢铁和粮食的产量估计得很高，预算指标也是大幅度往上加，结果当然是完不成。记得一九五九年预算打不上去，已经打了几十亿“积极性”还差几十亿，只得挂起来。那时的空气是算不上去也得上去。由于搞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结果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攒起来的一些家当差不多都踢踏光了。这里我只想谈谈财政工作方面的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预算一定要打扎实，能上去就上去，不能上去就不要上去。“留缺口”、挂虚帐，是很危险的。要实事求是；不要怕人家说右倾。一九五六年底“反冒进”以后，财政部戴了右的帽子，一九五七年后半年和一九五八年反“反冒进”时，我们觉得财政部右倾的帽子老是摘不掉，常常是灰溜溜的。记得一九五九年预算指标定了以后，看看人家都是高指标，我们自己怎么办？人家都刮东风，我们刮西风，各方面很不满意。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是够热的了。重要一条经验，就是指标一定要打扎实，不要赶风。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计算和监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越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计算和监督的作用就越大。可是我们在“大跃进”时期勇气很大，搞什么“无帐会计”，“口袋会计”，各种规章制度也大都不要了。这条教训是很沉痛的。

第三，一定要防止虚假数字。这也是“大跃进”时期的一条重要教训。过去我们不懂得财政里有虚假数字。庐山会议前，先念同志要财政部“捉鬼”，我当时思想不通。先念同志说“捉鬼”就是找问题嘛！现在看来，“捉鬼”有道理。一九五九年我们捉了个“小鬼”，一九六二年捉了个“大鬼”，一下子就弄清楚了“大跃进”三年财政实际是赤字，不是结余。因为那时报的产值有虚假，商品流通的数字也有虚假，财政上都照样打了收入。一九五八年三百多万吨废钢铁也计算了产值。我们提出财政也要放卫星、大收大支，思想也相当“解放”。现在看来那些做法都要不得。

第四，财政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国家预算收支帐面是平衡的，为什么出现了赤字？就是没有真正搞综合平衡。现在看来，财政只算预算帐不算银行贷款帐，不算银行现金收支帐，不注意商业部门库存的增减，不注意工业部门流动资金占用和储备情况，这是不行的。这样就会出现预算收支表面平衡，而国家现金赤字很大的情况。

（二）

现在谈谈我对当前财政上几个有争论的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是综合平衡问题。我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感到革命导师们很注意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多次谈到统一计划，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曾经明确提出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的必要性，并指出经常自觉地保持平衡就是计划性。计划就是搞平衡工作。计划离开平衡还有什么计划！毛主席也说过计划就是搞平衡工作，过几天不平衡了，又要修改计划，组织新的平衡；过一个时期又不平衡了，再调整计划，组织新的平衡。革命导师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没有合理的比例就谈不上高速度”，这是对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综合平衡，一般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从理论上说还要包括劳动力平衡。现在在我们党内从道理上反对综合平衡的人不多了，无论是计委、财政部、各部门研究计划时没有一个不讲综合平衡的。但是确定的计划往往是不平衡的，所谓“留缺口”，挂虚帐，这样的事例“大跃进”时就有。那时指标打得很高，地方没办法平衡，就向物资部门要物资，向财政部要钱，我们就要地方政治挂帅，回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大跃进”时期是犯过错误的。“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就更谈不上平衡了。打倒“四人帮”，经过三年恢复，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我认为就是综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够理想。现在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搞综合平衡速度快，还是“留缺口”速度快？经验已经证明是搞综合平衡的速度快，不是“留缺口”的速度快。现在预算外资金相当多，这一块不管能行吗？如果你不管，物资上“留缺口”，地方就没有办法，采购员还要满天飞。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应不应该管，整个国家资金怎么管。现在还有利用国外资金“与财政脱钩”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凡是国家的开支，财政部最终想脱也脱不开，非管不行。财政部对利用国外资金的问题非过问不可。进口设备，国内要拿钱配套；进口的欠帐，要还本付息。这些都要考虑。实际经验证明过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下决心！

第二是关于预算赤字问题。我们国家能不能打赤字预算？我认为国家预算不能打赤字。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货币学讲过的，也是我们的实践经验证明了的。我们按普通常识都可以了解，货币多了，商品不足，物价就要上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就是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流通总额要有个合理的比例。在我国，经验证明较合适的比例是一比八或者一比七，即商品流通总额每增长百分之八或七，货币流通量可增长百分之一。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是人民银行同志根据建国以来的情况计算出来的。我们知道，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是有纸币就能有财富。纸币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代表财富，这是个普通的道理。过去我也不懂这一条。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断绝对我们供应，我曾想过，蒋介石可以出票子，阎锡山能出票子，我们解放区就不能出票子吗？后来在货币发行工作中我们摸索到一个经验，就是货币增加如果超过一定限度，给人民增加的无形负担比直接向人民征税的负担还要重。因此，在五十年代的恢复时期，我们运用了这条经验，情愿让人民暂时多增加点直接负担，也不用多发货币的办法来增加人民的间接负担。我们搞建设也不能靠发纸币，靠赤字，而是靠“三材”，即木材、钢材、水泥。提高人民生活，是用消费品，也不能用纸币和赤字去改善人民生活，因为那只能是画饼，而不能充饥。这不仅是我们中国的经验，也是世界各国经验证明了的事实。用赤字搞基本建设，肯定是搞不上去的，结果是害处很大。用赤字改善人民生活，也是一种幻想。近来有些好心的同志说，通货膨胀是世界性现象，我们多发点货币怕什么？世界许多国家确实都存在着通货膨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通货膨胀的国家，它的当权派在竞选上台的时候，那一个不是说要抑制通货膨胀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搞赤字预算，有它一定的经济条件，主要是在经济危机、生产过剩、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生产，维持资本家的利润。搞的结果是把负担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对少数资本家有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这么办。我们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目前，我们的物资供应是不足的，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还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搞赤字预算呢？赤字越多，街上站的队就越长。坚持收支平衡这一条，我们搞财政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旗帜鲜明的。我们坚决拥护国家预算打不得赤字的主张。当然，象我国这样的大国，回旋余地大，偶尔出现少量赤字也不要怕。但是，如果出现大量赤字，而且持续地出现赤字，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反对搞赤字。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政府的方针建立在搞赤字预算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说我们要搞赤字，这个影响有多么大，这对市场的危害有多么大！所以一定要杜绝这一条。

第三，当前国民经济是不是比例失调的问题。我们党内、全国各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当前是比例失调的，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方失调还相当严重。同时，也要看到今年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上有所调整。我在这里想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承认比例失调。（1）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以马克思讲的再生产公式中I、Ⅱ部类的比例关系理论和毛主席讲的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为依据，看看我国国民经济比例是不是失调。（2）从实践经验说，我们应该结合陈云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提出的“三个平衡”和“二、三、四”比例关系来检查一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看看基本建设规模和国家财力物力是不是平衡的，各方面的比例是不是协调。实际上我们的基本建设过多，重工业过多，某些部门迈步过快，某些部门迈步过慢。各部门也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比例。我们不要单从预算上看比例，应该看整个国民经济的数字。（3）从经济现状上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有不少企业生产吃不饱，另一方面基建战线还缩短不下来。在基建战线上是半拉子工程多，投资效果差。资源没有搞清楚，基本建设就上马，这怎么能平衡呢？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吃不饱，基建效果小。（4）从财政看，是不是出现赤字。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出现赤字，国民经济总是有问题。（5）最后是看市场是不是紧张。市场紧张，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降低，这也是比例失调的标志。总起来说，比例失调要从这五个方面看。还有一个社会秩序问题也是重要标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社会秩序，再看看三年“大跃进”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当严重后果暴露出来以后，社会秩序又是什么情况。再看看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的社会秩序。从这些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用大力搞好调整工作。调整当然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外，重要的是客观上也存在困难，因为我们有些基建项目一上马就是几亿、几十亿甚至一、二百亿元，已经上去了的怎么办？另外也有个认识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比例失调没有多大关系，现在不是过得挺好吗？不错，现在的日子并不难过，但是，如果比例不失调，我们的光景不是会更好一些吗？（根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三次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