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彭君走了。

一个多月后，我才从他的亲人那里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给我留下了未能与彭君见最后一面和为他仙游送行的遗憾！彭君的音容笑貌在我的眼前浮现，初识彭君还是在60年代。因一次清产核资我们偶然相识，那时他已年逾“不惑”，我则未及“而立”。职业同行与业余爱好，使我们渐渐结为莫逆之交。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在一起说“聊斋”，评“三国”、弹唱粤曲不一而足。彭君登入财会殿堂比我早，又一直在基层供销社、粮所、学校等单位当出纳或会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我虽然在财政部门从事财务、会计的管理工作，但仍拜他为师，请教一些业务实际问题。彭君曾说：“做出纳、会计，最要紧的就是帐目清楚，真实；钱、物、帐、表相符。”他不只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间，他每因工作调动移交，原经手的帐目、钱物都清楚无疑，不给接任人留下混乱难解的疙瘩。

彭君那双手，不但会打算盘、记帐、编报表，还会拉小提琴。他经常演奏的“平湖秋月”、“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许多传统粤曲悦耳动听。六十年代，工会经常组织“国际舞”会，当时没有电唱播送乐曲，由临时凑合的业余乐队拉弹吹击伴舞。彭君当提琴手，从来只拉不跳。他说：“拉手提琴让你们跳得愉快，我也感到愉快，大家都愉快。”彭君内向寡言，他虽然为人友善，但脾气“固执”。在工作中往往因坚持财会制度，又不善于结合做思想工作，所以因工作矛盾而争吵时有发生，甚至遭到打击或讥讽。但并不因此气馁，仍继续照章办事。

“文革”期间，我和彭君一同下放到地直机关“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当时我是个受审查的“牛鬼蛇神”，正在接受“革命群众”的专政，不得自由。彭君虽不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的一等公民，但总算是一般“革命群众”。每当公休假日，他便主动为我这头想家而又不能离栏的“牛”带家信，之后又捎回些衣物食品。这种代人传递家书、捎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事，若在正常社会生活中乃人之常情，自然被视为无所谓的小事一桩。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里，他的这种行动是冒着同阶级敌人没有划清界线、“互相勾结”的政治风险的。打倒“四人帮”后，彭君告诉我：因为我们过从甚密，“文革”开始不久直到去“五七干校”，“造反派”曾多次要他揭发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他总以“无可奉告”回答，惹得“造反派”们一肚子不高兴。想到彭君的正直和真挚友情，眼睛又一次湿润。

彭君虽然思想行为端正，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资历。但受“唯成分论”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他生性耿直，不善奉迎，多年来连个副的财会科长也没当上。改革开放后，政治宽松多了，但此时彭君已年近花甲，自然无人再问“尚能饭否”了。在实行会计职称全国统考前，彭君只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资格。就这样他口无怨言兢兢业业地走完了自己平凡的人生之路。他的淡泊人生，助人为乐，以诚为贵，勤政敬业的做人精神，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值得我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