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的发展史来看，香港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远离世界政治斗争的漩涡，使自己成为“经济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当然其中也得益于我国政府一贯的稳定香港的政策。只要香港今后重视“中国因素”，坚持“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就会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今后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包括财政政策在内，都要把握住这个方向。不仅必须保持香港的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且还要保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可以说，抓住这两点是保证香港继续繁荣的关键，也是今后香港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

（一）运用财政经济政策进行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防止“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保证香港经济稳定，实现香港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当前香港经济的最大隐忧是“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究其原因，既有经济转型期的必然因素，也有过去港英当局的财政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

香港经济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失业率达到过去十多年来的最高点，私人消费开始下降，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60%。消费的下降自然影响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开始反弹，据估计，近几年在6-9%之间徘徊，所幸在1996年已呈下降趋势，在6%左右浮动。

香港目前经济放缓的内在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交织在一起。据专家认为，香港的房地产周期一般为九年，目前正处于复苏期。由于大地产商的垄断和炒作，楼价上升很快。与1982年相比，价格上升了7倍，仅1994年与1991年相比，就上升了3倍。与此同时，股市狂升，香港已具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对作为香港两大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和股市进行周期性调整就很有必要了。这个调整的任务是特区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香港应借鉴新加坡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工业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充分运用财政与金融的杠杆作用，消除“泡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带动其他行业的兴旺，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作出成效。在这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保持供需的总量平衡和诱导产业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进取的，而不应是消极被动的。当然，财政政策需要金融政策的配合，还需要考虑国际因素和中国因素来决定政策的取向。如果财政政策运用得当，调整成功，给香港经济带来更大繁荣，则应是香港财政管理哲学的突破与成功。

稳定香港经济的另四个重点是关系民生的医疗卫生、民居、福利和就业问题，这也是未来财政经济政策必须要关注的四大难点。特别是港英当局在撤退前大洒金钱去搞福利，给特区政府带来很大的隐忧。福利的安排必须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福利的增长与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同时出台，已给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尤其在经济调整期间，财政所受的压力会更大。然而，福利待遇增长呈刚性，削减福利支出将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特区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慎之又慎。

（二）重视“中国因素”，完成深港衔接，实现粤港经济一体化

最近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先生在谈到金融危机指出，联系汇率和内地经济发展是制胜之宝。他说：“由于香港具有稳健及高效率的金融体制，也由于内地经济改革和发展，香港市场将会迅速复元，今后发展潜力惊人”。显然，许仕仁先生非常看重“中国因素”。从历史上看，香港的发展绝对离不开“中国因素”，展望未来，也仍然离不开“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包括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中国政府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为香港的社会稳定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从香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香港的经济起飞和经济转型升级都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例如，深圳东江供水工程供应香港70%的淡水；香港转口贸易的85%以上与中国内地有关；估计港币发行量的20-30%，约150亿元在大陆流通；内地游客已占香港游客的第一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有300-400万人为香港老板打工，等等。“中国因素”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另外，在内地与香港经济同步快速增长过程中，双边经贸往来与日俱增，贸易关系蓬勃发展，投资业务日益扩大，在工业、金融、运输、信息、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诸领域的交流合作日趋密切。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在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双方结成唇齿相依、盛衰与共的关系。特别是从1979-1996年的18年间，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下，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贸易地区，世界第四大银行中心，世界最繁忙的货柜运输港和居第二位的全球货运空港，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七，人均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股票市场居世界第八、亚洲第二，外汇交易额居世界第五。在国际评价方面香港被认为居于最高经济自由度和最具竞争力国家或地区排名的前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因素”，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因素应成为香港今后财政经济政策的基石。

在“中国因素”的基础上，香港应首先考虑深港衔接，其次，要考虑粤港经济的一体化，再其次，要考虑香港向内地的幅射作用，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合作。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深港粤港合作问题。

1.关于深港衔接

所谓深港衔接，旨在推动深港经济合作向高层次多领域发展，争创深港新优势的战略性举措。首先，要推进深港在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等“硬件”领域的合作。在这方面，香港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有较大的支持力度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两地应通过充分协商，在建设重大的交通、通讯、口岸基础设施方面展开充分的合作。例如，九广铁路改造香港段能建好接驳，就可以减轻公路运输的压力，减少公路塞车现象。建设西部通道，开辟铜鼓航道可以减轻香港的运输压力。在这些方面，财政、金融政策应予以支持。

其次是产业衔接，即进行更广泛的高技术产品的开发合作，同时开创在金融、商贸、旅游及信息业合作的新阶段。应该看到的是深港两地均有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这对香港来说，无疑是个良好的历史机遇。目前深圳已经把计算机、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通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激光等七大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今后五年的重点发展的七大高新技术产业，也是香港需要发展的目标。实现深港产业的衔接，可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可谓事半功倍。

2.粤港经济一体化

如果说深港衔接是香港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步，那么粤港经济一体化则应是深港衔接的扩大化，或者说是更加广泛的外围战略。笔者之所以提出粤港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香港之间的合作是“前店后厂”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粤港合作过程中是必要的，但是初级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广东省经济的飞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今非昔比。如果说，过去港人看重的是广东的廉价劳动力和地租，那么今天港人看重的则是广东的“大市场”的优势。目前港资企业在广东生产的商品返销率已达30%以上，使众多港人看到未来开拓大陆市场的绝好机会。如今每天两万多辆交通工具在两地间穿梭，大约有数以万计的港人在广东工作，巨大的人流、物流将粤港两地连为一体，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已开始形成互相补充、高度依存的局面。据统计，1995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为4175亿元人民币，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港元，两地的生产总值已逐步缩小差距，并使广东成为香港的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腹地。据统计，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港资企业三万多家，投资总额超过70亿美元，雇佣劳工400万人，由于工资与楼价低廉，仅此一项就可以大幅度地节约成本，从而大大提高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为港商从事来料加工所得的加工费，只占总增值量的5.8%，如果把加工费、房屋租金、电费、水费及一些服务费计算在内，也不过占总增值量的10%左右。也就是说，90%左右的增值量为港商所有。显然这种得天独厚的合作条件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无法比拟的。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香港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就比亚洲其他“三小龙”更具潜力与优势。当然，港人得益的同时，广东也是受益者。在“八五”期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上保持在19%左右，远远高于全球GDP2.9%的增长率，其中“香港因素”功不可没。

粤港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广东省也面临着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需要，但这种转型与香港相比，是低层次的，在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存在的情况下，只能逐步实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转型，而香港则有可能实现资本与高技术相结合的转型。就此而言，香港如无广东省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补偿作用，就很难形成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在今后经济的发展中，香港必须跳出香港看香港，肯定粤港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继而在扩大与中国内地协作的过程中充当龙头作用，特区政府应以相应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协调和推动，香港经济就会有光明的前景。

目前金融风暴对亚洲以及对香港的影响尚未过去，还需要据其变化态势采取相应的对策。本文以上所述的战略性策略也是对付这场金融风暴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