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处理财政收支矛盾的原则思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具体采用哪一原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条件。

（一）

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学家们是主张运用量入为出的。比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反对重商主义所推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政策，利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并主张把国家的职能缩小到仅为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一些公共工程的最低限度。于是，随着国家职能的缩小，作为满足国家实现职能需要的财政职能也在逐步缩小，国家财政支出的内容也随着缩小到只有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建设三项费用，财政收入也要缩小到维持以上三项费用的必要限度，以建立他认为“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廉价政府”。亚当·斯密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把国家财政支出视为非生产性的。因此，国家财政收入越多，非生产性的花费越大，挥霍浪费越多，势必影响生产性的资本积累。因而，他主张国家的财政支出（包括国防费用、司法费用和公共工程建设费用）应该尽量节省，尽量少收税，尽量少支出，以利于促进资本积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所奉行“量入为出”的主张，其实质是“制入为出”，由于节制了收入，当然也就节制了支出。由此可见，量入为出也不是建立任意收入基础上的支出，而是通过调节收入达到既定的收入总量后，然后才根据收入进行支出。当时，运用“量入为出”对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等仍主张量入为出，反对搞财政赤字，反对举债。李嘉图认为，举债不是最适合于支付政府非常支出的办法，他说：“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情况。”主张在正常收入条件下的“量入为出”，以求得财政平衡，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时期“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是以年度财政平衡的预算准则为基础实施的。年度预算平衡指的是每一年的财政收支结果都是平衡的，政府预算行为立足于“节俭”，以追求财政预算平衡来表明政府的责任感和高效率。比如，美国在这时期的经济正是按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机制下运行的。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极小，正如美国学者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所描述的：“除了授予建筑铁路用地，通过移民土法，建立邮政系统和一些其他措施之外，政府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由于放任主义的长期实施，造成了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贫富的极大悬殊，招致美国很多人对自由放任等政策不满。其间出任美国第32届总统的罗斯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33年开始实施他的“新政”，对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变革，并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和调节，在理论上运用了凯恩斯主义。

（二）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随着社会经济日益走向工业化，国家职能的内涵和外涵都要扩大，政府从事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加，其所需要的财政支出也相应扩大。一些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财政政策逐步由“量入为出”向“量出为入”的转变。由于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加深，导致1929-1933年资本主义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家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固守传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已经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不能维系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了，为了扭转其局面，国家必须介入和参与经济生活，并对经济进行干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财政，即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为调节经济周期而注入财力。随着传统的预算平衡思想的逐步打破，“量出为入”的理财原则开始形成。如，一般预算仍坚持不打赤字保持平衡；但经济建设的资本预算开始打赤字，靠发行公债来弥补等。

从理论上全面系统阐明搞财政赤字、发行公债必要性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要增加有效需求必须“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文版第328页）。20世纪30年代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出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在理财观念上实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即收入的多少根据国家支出的需要来安排，不足时再确定赤字的多少。这里所指的“量出为入”并不是指财政自身的平衡，而是根据国民经济整体平衡和发展的需要，不局限于财政正常收入的多少，而是根据有效需求的原理，需要支出多少就搞多少赤字的财政政策。这时期量出为入的财政政策是以功能财政预算准则为基础实施的，强调总体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如，30年代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发展为主要目标；50-6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它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来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要求理财决策者站得高、看得远，并认为政府的课税、支出、举债等在经济活动中只是一种功能性操作，只把它看为一种措施。例如，美国参、众两院在形成的共同决议中，明确规定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总支出水平，并考虑在各主要支出领域进行分配，同时还决定了相应的总收入水平，打多少赤字根据支出的需要，提出一个上限的数额来进行控制。他们运用“量出为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最终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赤字越来越大，债务越来越多。

（三）

新自由主义是本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在50-60年代后有较快的发展。从广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包括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合理预期学派等；从狭义上说，它只包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西德新自由主义。这里侧重介绍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在“量出为入”方面的运用。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30年代大危机以前就已著书立说，他的理论是亚当·期密自由放任的继续，面对凯恩斯主义“量出为入”的无限赤字财政政策所造成的赤字累累、债台高筑的局面，他断言：“应当对以往一再发生的危机负责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政府的干预。”（范家骧、高天虹等《西方经济学》（下），第55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1版）。哈耶克等人针对凯恩斯理论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并提出了“相机决策”理论、“周期性平衡”理论，其理论核心仍然是凯恩斯的“量出为入”。根据国民经济来安排支出，并主张财政收支应进行积极的平衡。其“量出为入”与前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周期性平衡预算是指财政在一个完整的周期内保持预算收支平衡，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财政年度或一个日历时期内保持预算平衡。所谓“经济周期性平衡”是用“峰与峰”之间的时间来衡量，或者用“谷与谷”之间的时间来衡量。在周期的“顶峰”（经济繁荣）时期，财政收入增加，但支出也相应增加；在经济周期“低谷”（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收入减少，但要恢复经济活力，必须增加支出，不仅要运用繁荣年份的预算盈余来扩大支出，还要实行赤字预算，靠发公债、赤字来扩大支出，刺激经济回升。这样运用了“量出为入”的财政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