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年治理整顿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宏观经济状况相对稳定。但由于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对经济生活中几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

一、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的状况并未完全缓解

对社会总供需态势的判断，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治理整顿之前，人们对社会总供需的判断基本一致，即社会总需求过大。但目前，一些同志却认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转化成总需求不足。其依据是1988年到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均低于同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三年新增4000亿元工业产品，已缺乏相应的投资和消费购买力来吸收。近几年出现的“市场疲软”，正是社会总需求不足的表现。

我们认为，治理整顿之后，总量不平衡已有所缓解，但并未根除。有效供给不足仍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依据是：

1.受资源约束，我国有效供给不足将是长期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基础产业落后、基础产品短缺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以粮食为例，到200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为400公斤。这不但低于美国1982年人均1464公斤的水平，也低于前苏联1982年人均791公斤的水平，仅与80年代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相当。据我们初步测算，与1984年相比，到200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长1.7%，而同期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将增长170%，由于粮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它高蛋白食品，如肉、奶、蛋等都必须由粮食转化而成，因此粮食这种商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粮食供给弹性小，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增长快，就会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食品消费货币集中冲击有限的实物可供量，这样即使那时因食品加工业发展，通过加工增值能消化掉部分货币，但仍会出现供需缺口扩大的趋势。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供需矛盾将是长期的。1985年我国曾一度出现所谓“粮食过剩”，究其原因乃是流通不畅，仓储不足及其他政策因素所致，并非真的供给过剩。因此，面对类似的产品积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分析造成部分产品“过剩”的内在原因，并始终把握住有效供给不足的基本国情。否则，以无效供给作为物资保证来扩张需求，就可能造成滞胀局面，即高速度、高物价、低效益。

2.流动资产投资需求偏大的矛盾依然存在。一谈到投资需求，人们往往只注意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上，流动资产投资需求是构成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下半年由于开始放松紧缩力度，当年第四季度的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238亿元，占全年增加额的60.7%，比1987年和1988年分别增加467亿元和700亿元，其中大部分是流动资产投资贷款。流动资产扩张一方面起到了支撑工业生产不再急剧下滑的作用，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消费需求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却导致积压产品的急剧增加。可以说，目前的产品积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流动资产需求偏大造成的。而我国过去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失调，形成了偏差颇大的生产结构，从而扩大了对流动资产的需求，这又使其为结构不合理的工业超高速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加大了不合理库存。因此，动态地分析积压问题，关键不在于继续扩张需求，而是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尤其是控制流动资产投资需求。

3.总量与结构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局部性的供给“过剩”，正是结构失调的表现。我国局部性的供给过剩，一方面表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却反映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1991年工业计划增长6%，实际库存增长却高达14%。企业产成品资金占流动资金比重1990年达32.3%，1991年9月末达33.3%，超出正常比重10个百分点以上，据此推算，1990年预算内工业产成品库存多420亿元，1991年9月末多511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产值的一半以上。三年治理整顿基本上是以纠正总量失衡为主要目标，这一方面下的功夫很大，但结构调整进展迟缓。总量与结构是互为因果的，总量趋于平衡有助于结构合理化；结构趋于合理，亦可减轻总量平衡的压力。而目前严重的结构失调正是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总量平衡难以真正实现的根本原因。

4.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加剧总量失衡。近几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向个人倾斜，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体是个人占70%、国家占20%、企业占10%。职工收入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这从供需两方面加剧总量失衡。一方面，居民高收入形成高储蓄，高储蓄支撑高信贷，进而形成高库存，有效供给并未因此而增加。另一方面，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却因此而不断扩增，供需缺口由此被拉大。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那么，总量失衡将会加剧，结构调整亦更为困难。

总之，尽管当前出现了局部的买方市场，但决不意味着总量不平衡的矛盾已彻底解决。从长期看，有效供给不足仍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而结构失调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目前的宏观政策取向应当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扩增有效供给。

二、忽视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值的苗头已现端倪

治理整顿基本结束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经济过热，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大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经济生活中促使经济过热的因素依然存在，新的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现端倪，主要表现在：

1.工业高速增长，效益下滑未止。1990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长很快，1991年增长12.9%，远超过原计划的6%。在东部沿海地区，有的已超过20%。这种增长速度往往是新一轮经济过热的先兆。与生产高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企业经济效益仍很低。1988年预算内工业百元产值实现利润11.3元，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为19.5元，而1991年1—9月两项指标分别为2.18元、13.1元，分别下降了9.12元和6.4元。与此同时，企业库存仍然很大，1991年仍有1200亿元以上，离正常库存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说明生产的高速增长不是建立在市场需要基础之上，而是靠投资，尤其是靠流动资产投资来支撑的。

2.基建升温过猛，投资缺口较大。我国自1988年压缩基建之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曾经历过一年多的负增长。1990年基建规模开始扩大，总投资达4449.3亿元，增长7.8%。1991年投资继续升温，上半年基建比上年同期增长23.2%，更改投资增长16.9%。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1年1—9月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开工项目5万元以上的为28973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0734个，增长近60%。目前在建项目所需投资达9000亿元以上，从现在起，全民所有制单位就是不再上新项目，完成在建项目也得4年以上。这势必推动财政、金融扩张，从而有可能诱发新的总需求膨胀。

3.工农业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两大产业发展已呈失调之势。根据历史经验，正常的农业与工业增速之比应在1：2左右。经过几年调整，工业与农业增速比由1985年—1988年的3.34：1变为1990年的1.55：1。但到1991年，两者差距拉大，全年农业增长2.5～3%左右，而工业增长12.9%，二者比例为5：1左右，接近于1988年5.33：1的水平。这种状况，对农业基础薄弱、食品供给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到时候农业支持不了庞大的工业体系，还得被迫作出新的调整。

综上所述，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总态势是，经济已经复苏，工业高速增长，效益下滑不止，投资势头正旺，大干快上的苗头已经呈现，因此，在宏观政策上，应当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止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三、通货膨胀的“反弹”压力增大，今年物价上涨率有达到两位数的可能

关于1992年通货膨胀预期，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但不会转化成显性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看法是：1992年不仅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极可能转化为显性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可能在10%左右，其依据是：

1.以粮价为中心的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已成客观趋势。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均粮食占有量短期内难以突破400公斤。据测算，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约50%用于消费，而其中又有约50%用于食品消费，也就是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5%。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份额还将增加，而粮食供给弹性小，这就使粮价上涨成为一种长期的客观趋势。改革以来，几次提高粮价，就是这种客观趋势的反映。既然粮价及其他基础产品价格上涨难以避免，那么物价水平全面上涨的内在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2.信贷增长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增大。在结构失调，效益下滑，经济增长主要靠贷款支撑的条件下，信贷扩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据分析1979—1983年，贷款增加1%，推动经济增长0.53%，推动物价上涨0.2%；而到1984—1989年贷款增加1%，推动物价上升0.43%。这是因为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无物资保证大量通过贷款转化而来的需求将拉动物价不断上涨；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库存居高不下，成本不断上升，必将推动物价不断上涨。

3.结构调整有一个过程，短期内难以见效。能否真正控制住通货膨胀，关键在于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尽管中央已明确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结构，但结构失衡是多年累积而成的，结构调整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在结构基本合理化以前，如果速度控制不住，信贷继续扩张，那必然伴生通货膨胀。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加上手持现金总额超过10000亿元，在结构失调，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的稳定性缺乏坚实的物资保证，就象不结实的堤坝堵住的水，随时有可能溃堤，只要10%的储蓄同时涌向市场，就会造成十分紧张的局面。

4.价格调整对物价上涨也会产生推动作用。1990年出台的调价措施，影响物价上涨约2个百分点。去年调价影响今年物价指数也约2个百分点，再加上信贷扩张、结构失调引起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对物价的影响，我们预计1992年物价上涨率将在上年3.5%的基础上升至10%左右。事实上，1991年的一些价格信号已经预示着这种危险。如去年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指数一直高居两位数；6月份以来，城乡集市贸易价格和集市粮价已由降转升；京、津、沪三市零售物价指数接近10%，如此等等。如果价格调整的时机、力度和涉及面等把握不好，物价上涨就会由局部的两位数转变为全国的两位数，从而致使严重通货膨胀显性化。

四、财政形势依然严峻

治理整顿以来，经济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还未理顺，加上宏观效益不高，又面临还债高峰，使财政困难未能缓解。这集中反映在财政赤字上。从1979年—1990年的12年间，我国只一年即1985年无赤字，赤字总累计901.1亿元，年均81.95亿元。按国际同口径，将债务收入视作赤字计算，1979—1990年，我国赤字累计达2601.6亿元，年均216.8亿元。若考虑潜亏、挂帐等因素，我国实际赤字还要大得多。我国国家预算同国有企业财务密切相关，国有企业的潜亏实质上是财政的另一类赤字。若由财政拨补，也就等于扩增同样数额的赤字。还有对应补未补的国有企业帐面亏损和其它方面的挂帐，同样是财政赤字的组成部分。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有外汇结余，财政赤字不影响总量平衡。其实，两者是不能相抵的，外汇结余不可能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因为，其一，中央财政并无使用外汇结余的权限。我国虽有一定额度的外汇结余，但这部分存在银行的结余却归各级财政、部门、地方、企业甚至个人所有。中央财政有监督使用这部分外汇的权利，却并无直接动用的权限。因为它并非财政收入，财政若要动用它，必须出钱购买，那就会加大财政赤字。其二，国家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外汇结余，以维持对外信誉。由于外汇结余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而目前我国外汇结余又不很多，仅约为400多亿元，只相当于台湾省的1/4。因此，无论从政治或经济角度来看，这部分外汇结余都不能轻易动用，更不能用作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应该指出外汇结余大，意味着国内可供商品资源减少。就国内市场而言，外汇结余和财政赤字一样，将拉大社会总供需缺口。因此，在国内市场丰度不高的情况下，结余外汇也并非越多越好。

总之，财政问题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而财政赤字则是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的反映，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结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整个改革与发展，对此，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