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虞列贵 马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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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度上升,有的成倍增长,工资等费用占成本的比重也在提高,这无疑对长期安于稳定经营环境的企业是个很大的冲击,也给“承包”和“工效挂钩”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企业的消化能力怎样呢?最近,我们对安徽轮胎厂、安徽拖拉机厂、合肥车辆厂、安徽胶带厂、安徽纺织一厂、合肥化工机械厂及合肥日用化工总厂等7户大中型企业1984年至1988年的生产财务情况进行了调查,就此问题作了一些探索。
一、增支减利因素过大,企业盈利水平连年下降
1984年以来,原材料涨价和其它各种增支减利因素的不断增加,给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大压力。据7户企业统计,增支减利额:1984年为747万元,1985年为2342万元,1986年为2954万元,1987年为3602万元,1988年为7601万元;从增支减利额逐年比上年增长幅度看,1985年增长2倍多,1986年和1987年分别增长26%和22%,1988年又急剧增长一倍多。
从增支减利因素的构成上分析,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价格猛涨。一是计划内供应的原材料越来越少。例如,安徽省拖拉机厂1988年计划内供应的钢材只有10%。二是价格上涨过猛,特别是去年紧缺原材料的价格翻跟头上涨,安徽省轮胎厂,去年1—8月...
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度上升,有的成倍增长,工资等费用占成本的比重也在提高,这无疑对长期安于稳定经营环境的企业是个很大的冲击,也给“承包”和“工效挂钩”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企业的消化能力怎样呢?最近,我们对安徽轮胎厂、安徽拖拉机厂、合肥车辆厂、安徽胶带厂、安徽纺织一厂、合肥化工机械厂及合肥日用化工总厂等7户大中型企业1984年至1988年的生产财务情况进行了调查,就此问题作了一些探索。
一、增支减利因素过大,企业盈利水平连年下降
1984年以来,原材料涨价和其它各种增支减利因素的不断增加,给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大压力。据7户企业统计,增支减利额:1984年为747万元,1985年为2342万元,1986年为2954万元,1987年为3602万元,1988年为7601万元;从增支减利额逐年比上年增长幅度看,1985年增长2倍多,1986年和1987年分别增长26%和22%,1988年又急剧增长一倍多。
从增支减利因素的构成上分析,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价格猛涨。一是计划内供应的原材料越来越少。例如,安徽省拖拉机厂1988年计划内供应的钢材只有10%。二是价格上涨过猛,特别是去年紧缺原材料的价格翻跟头上涨,安徽省轮胎厂,去年1—8月每只轮胎的原材料涨价34元,9—12月进货又涨价124元。根据7户企业统计,原材料、能源涨价占增支减利总额的72%。
其次是工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增加了企业成本开支。据7户企业统计,1984年至1988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21.8%,劳动生产率只增长11%;工资总额增长25·2%,超过了同期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任何一个指标的增长幅度。增加的工资成本占增支减利总额的10—13%。
再次,其它费用增加使成本上升。主要是利息和折旧。1984年以来,银行几次提高贷款利率,加上1983年以后流动资金由银行一家管理,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流动资金比例下降,增加了企业利息成本。1988年7户企业,由于利息增加比1984年增加成本开支1000万元。固定资产实行分类折旧后,提高了折旧率,7户企业1988年因此比1984年增加成本支出842万元。另外,社会摊派名目很多,平均一户企业一年增支2万元左右。其它费用增支占全部增支减利的8—12%。
增支减利给企业经济效益带来很大影响。我们调查的这7户企业,不论是资金利润率还是成本利润率都连年下降。安徽省胶带厂,1984年成本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分别为15.5%和17.2%.到1988年两率均下降为0.2%。7户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由1984年的13·6%下降为1988年的7%。
二、面对沉重的增支减利因素,企业千方百计采取对策
1984年国家对企业开始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福利基金的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这就刺激了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尤其是1987年开始全面推行承包和试行工资同上交利税挂钩,更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利润动机。因此,企业对增支减利因素千方百计予以消化和转嫁。
(一)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靠生产速度增加利润。为了消化增支减利因素,保证利润增加,企业拼命增加投入。1984年至1988年,7户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每年以14%的幅度递增。企业投入增加的高峰正是增支减利因素增加高峰的1985年和1988年,在承包和“工效挂钩”后,企业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更为突出。企业投入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约占73%,自有资金约占25%,国家拨款约占2%。由于增加了投资,企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大,7户企业的产值,4年平均递增14%,据匡算,靠投资共增加利润2601万元,为增支减利额的15%。
(二)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利高产品产量。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经营策略。如安徽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因是支农产品,价格控制很严,利润率低。1987年他们从日本、西德引进农用汽车和变速箱生产技术,逐步转产农用汽车和变速箱,1988年各生产了100台,1989年计划各生产1000台。据他们介绍,全国生产拖拉机的厂家都在转产。这也是目前市场上一些薄利低价产品短缺脱档脱销的原因所在。据7户企业统计,5年累计因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利润2734万元,为增支减利额的16%。
(三)加强企业管理,降低物质消耗.我们抽查的7户企业从管理水平上看,在安徽省处在中上水平,每户企业都有3—4种省优部优产品,消耗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也处在前列。各企业都实行了责任制,有4户企业实行了“厂内银行”。安徽化工机械厂,仓库管理很好,仓库是封闭的,只有管理员才能出入,大小材料摆的整整齐齐,仓库设一工程师,各车间凭领料单由工程师发料,长短钢材合理使用,边角余料充分利用,该厂钢材利用率达到75%,高于国家二级企业73%的标准。5年7户企业通过降低消耗增加利润1290万元,为增支减利额的7%。
(四)把眼睛转向用户和国家。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企业只消化增支减利因素的38%,还有62%消化不了。面对正常经营消化不了的增支减利因素,怎么办?企业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滑向了另一个渠道,把眼睛转向了用户和国家——提高产品价格和要求减税让利。据统计,1984年至1988年,7户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增加利润10830万元,为增支减利额的63%;国家减免产品税1000万元,为增支减利额的6%。
三、几点建议
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经营环境,把增支减利额控制在企业消化能力之内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宏观上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加强价格管理,抑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增支减利大主要是原材料涨价,约占70—80%。国家为了理顺价格关系,调整一些偏低的商品价格是必要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价格混乱,有些产品利润率已达50—60%,但价格仍有增无减。在我国商品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完全靠市场机制达到理顺价格关系的目的是难做到的,且易于形成价格的轮番上涨。因此,必须加强价格管理,对紧缺原材料要实行国家专营,规定计划价格,取消价格双轨制,同时增加生产企业的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对供需基本平衡的重要原材料,国家设立交易场所,挂牌经营,禁止地下交易和私人经营,使市场交易公开化,正常化。坚决整顿中间环节,清理“官倒”、“私倒”,吊销其营业执照。建立监督制度,定期检查经营生产资料的公司、企业经营情况,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卖和非法经营分子。国家应尽快制定物资供销企业的收费标准,促使国家设立的供销企业实行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政策。
(二)控制工资增长幅度。建议国家设立消费基金专家委员会,由委员会根据当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财政状况、物价指数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趋势制定工资增长幅度。地区和企业的工资超过一定增长幅度的征收重税。企业当年增加的工资应在企业留利中解决,下一年度才能进成本,以确保消费基金的增长同国力、经济效益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
(三)制定宏观增支减利措施时,要考虑企业消化能力问题。现在不少部门都在研究企业消化能力问题。所谓消化能力是指企业通过改善经营(即不包括提高产品价格、减免税收)提高经济效益,消化宏观政策造成的企业增支减利的能力。这就提出了如何计算消化能力的问题.有人提出用企业改善经营增利除以增支减利总额。这种计算方法,一是每年的增支减利额不等,计算出来的比例差别很大,增支减利额小时比例很大,大时比例很小:二是算不出企业消化能力的临界点,对宏观决策者没有参考价值.我们认为,企业消化能力以企业改善经营增加的利润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计算较为合理。根据调查的7户企业统计,5年平均消化能力临界点在3%左右,最高的1年为3.9%,最低的1年为2.5%,另外3年都是3.4%。从7户企业的消化能力来看,1984年以来是大大超过了这个临界点的,且逐年扩大。
因此,宏观政策决策者在设计宏观增支减利决策措施时,要考虑企业消化能力。超过消化能力临界点就易于发生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或要求国家减免税收转嫁出去的渴望,从而推动物价上涨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若以消化能力临界点3%左右测算,每年宏观增支减利措施不能超过100亿元。如果达到100亿元,企业利润难以增加,为保证企业能消化,利润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控制在50亿元左右比较好。另外,宏观增支减利措施的出台时间以间隔1—2年一次比较好,这样企业有一个消化和喘息的时间。
(四)进一步提高企业消化能力。从我们调查的7户企业看,提高企业消化能力还是有潜力的,如干部工人素质不高,管理水平在企业之间差别比较大,设备老化严重(50—70%是50—60年代的),消耗高,浪费大等。这些潜力的挖掘,一方面要靠企业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上要予以促进。一是在投资上采取保两头的倾斜政策,即保证能源交通短缺材料的投资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在一定时期内不新建加工企业。二是着手解决电力供应问题。现在因电力紧张大部分企业都停二开四,如解决电力不足问题,在不增加投资和人员的情况下,现有企业的生产和效益可提高20—30%.三是合理社会分配格局,调动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使每个职工都热爱本职工作,崇敬自己的职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四是在经营机制上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办法,推动企业内部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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