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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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华社9月22日讯: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会议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明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方针。
为什么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被“污染”了,经济秩序被破坏或搅乱了。不治理和整顿就无法更好地前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污染”了经济环境,破坏了经济秩序呢?从表面看来,是物价上涨过猛,以及由此而来的包括“官倒”在内的投机倒把和经济犯罪活动,造成了市场和物价的混乱,破坏和搅乱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秩序。而且“污染”得和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我们的银行储蓄不得不采取类似建国初期“折实储蓄”的“保值储蓄”;以致香港有的学者怕大陆的贪污之风带到香港,忧心忡忡...
新华社9月22日讯: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会议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明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方针。
为什么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被“污染”了,经济秩序被破坏或搅乱了。不治理和整顿就无法更好地前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污染”了经济环境,破坏了经济秩序呢?从表面看来,是物价上涨过猛,以及由此而来的包括“官倒”在内的投机倒把和经济犯罪活动,造成了市场和物价的混乱,破坏和搅乱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秩序。而且“污染”得和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我们的银行储蓄不得不采取类似建国初期“折实储蓄”的“保值储蓄”;以致香港有的学者怕大陆的贪污之风带到香港,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会使香港社会变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8月8日)回味起来,既使人气愤,又叫人苦涩。
更进一步看,物价上涨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里仿照电子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把物价上涨的原因也区分为“硬件”和“软件”,加以分析。“硬件”原因,即引起物价上涨的直接的经济因素。“软件”原因,即与此有关的理论宣传和指导思想上的若干问题。
“硬件”原因,简单说来主要是由票子发行过多引起的通货膨胀。有的学者称之为需求拉起型和工资物价轮番上升的成本推动型相结合的通货膨胀(《理论信息报》1988年第164期)。
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1979年是267亿元,1983年达到529亿元,五年差不多翻了将近一番。到1987年又进一步达到1454亿元,比1983年又翻了一番多。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增长速度。1988年上半年又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货币不是净回笼而是净投放的反常现象(正常规律:上半年回笼,下半年投放。大跃进时的1959年上半年曾出现过类似的反常现象)。如不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物价将进一步上涨。
当然,投放多少票子,回笼多少票子,市场上留下多少票子,这不单单取决于银行的主观愿望。实事求是地说,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消费需求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收入的超分配(财政赤字是其表现之一)。但是也应当说,信贷规模的扩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经过1981年和1982年的调整,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到1984年又急剧膨胀起来。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79年是699亿元,1983年达到951亿元,五年增长了36%。198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833亿元,一年增长33.8%,1985年又增长了38.7%。1986年和1987年虽然国务院力求控制,“三保三压”,仍然分别增长18.7%和16.5%。从1984年到1987年,四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累计2148亿元,其中财政拨款净增加293亿元,占13%,其余大部分来自银行投资性贷款的增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权下放,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同时,由于突破原来的框框,发放基本建设投资贷款,银行的贷款规模也急剧地增加了。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间,贷款增加量之和比1949年至1975年26年间贷款增加量之和还要多。而1986年至1988年这三年间,每年的贷款增加量就相当于1949年至1975年的26年增加量之和,或相当于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增加量之和。以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增加贷款,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不象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易于收回和周转,货币投放量焉能不膨胀,物价焉能不涨。
我国的消费需求,1982年同1978年相比,农民收入增加一倍,每个职工平均工资增加30%,加上就业增加,工资总额增加53%。这本来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增长,带有还帐性质。但是,1983年特别是1984年以来,由于提倡高消费及其他原因,消费需求没有因为积累需求膨胀而紧缩,也出现增长过猛的膨胀局面。1984年至1985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大体上平均每年增长17%,而同消费需求相对应的农业和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社会购买力同商品货源增长速度的比例为1.6比1,即购买力增长1.6%,货源增长1%。在市场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1986年和1987年职工工资总额又分别增长20%和13.3%。社会集团消费的增长高于居民消费增长,更是带了个坏头,在《读报随想(一)》中已经谈到过。
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大大超过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有增无减。从1979年到1987年的九年间,财政赤字每年平均63亿多元,货币发行净增4.7倍多,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尽管这几年生产增长了,建设发展了,但存在两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一个是用价值形式提取的折旧基金在实物形态上难以得到补偿。据上海反映,1983年花8000元买的一台车床,现在要花19000元才能买到。按8000元提取的折旧,车床的实物补偿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再生产过程发生中断,要么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以保证固定资产的实物补偿。二是我们当前是在既有内债又有外债的情况下进行建设,通过借债发展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和用自有资金发展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它们的分配不完全相同,前者要扣除还债基金才能分配,直到债务全部偿还。我们现在财力紧张,每年没有提取偿债基金,到还债高峰,要么增发新债还旧债(延缓矛盾),要么削减财政投资来还本付息。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寅吃卯粮”,吃老本,已成为诱发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如果揭开这个掩盖着的隐患,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已经显露出来的要更为严重些。我想,这也是促使中央下决心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消除隐患的一个原因。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经济活动是受经济理论引导的。造成上述问题的“软件”原因,即理论宣传和指导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理论水平不高,只能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
(一)虽然我们认识到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十年改革也主要是在纠正这方面的错误,但“左”的影响仍未完全肃清,当前在生产建设上的主要表现是攀比速度,贪多求快。当前县与县比,市与市比,省与省比,比什么呢?并不是比效益,比贡献,比纪律,而是比速度,比规模,甚至比气派(楼堂馆所的标准越来越高)。讲政绩,实际也是讲翻番。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任务,要区分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打基础。而实际上,前十年就想提前翻番,有的提出不是翻两番,而是翻三番、四番。1984年以来,领导上虽多次批评“超高速”和经济过热现象,但仍然表扬速度快的省、市、县,政策上鼓励多干快上,比如,企业的“税前还贷”,理论界和实际部门要求改为“税后还贷”,喊了几年,仍然未变。从1985年到1987年多次召开省长会议,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出哪里指标突破了就拿哪里的省、市长是问,实际执行结果都大大突破了,未见查哪一个,问哪一个。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制止通货膨胀,不下决心,忍受暂时的低速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当然,这是极而言之,一般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要懂得大进军之后勒马缓行的意义。如果不克服片面追求速度的思想,那么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会重复两次奥运会上出现的“朱建华、何灼强”现象,即:奥运会前创纪录,而到奥运会的关键时刻却败下阵来。经济工作同体育运动虽然性质不同,不好相比,但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二)虽然这几年我们强调了宏观控制的重要性,但作为宏观控制依据的国家计划却削弱了,有的学者把计划经济贬之为命令经济。什么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在有的学者的视野里消失了,只强调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崇拜“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自觉运用“看得见的手”的计划管理和国家干预。这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离开计划指导,岂不变成无政府状态?不少文章谈到的所谓“烟叶大战”、“棉花大战”以及“蚕茧大战”,还不是由于在计划以外盲目发展了众多的小烟厂、小棉织厂、小缫丝厂,从而要争购原料甚至高价抢购原料造成的吗?这几年我们也认识到财政和银行是宏观控制的两个重要闸门,但是财政工作同样也削弱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中央财政的赤字有增无减,作为分配总枢纽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每天都在过年三十,哪还有力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变建设财政为“吃饭”财政的错误主张。银行的业务发展了,银行的作用增强了,但是发放基本建设投资贷款缺乏数量和比例上的限制,各专业银行又实行企业化,搞经营承包,银行的利润来自存款和贷款的利差,多贷款才能多收入,这同控制贷款规模,实行紧缩政策,岂不矛盾?
(三)虽然我们已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商品供应不足,可是有的经济学家不问国情,不加分析,搬用凯恩斯针对西方三十年代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而提出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的理论,用于生产不足、需求过旺的中国,提出什么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岂不火上加油。凯恩斯的理论已为西方国家所摈弃,为什么我们还要搬用。此外,还有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追求和提倡高消费等错误主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告诫人们:搞革命,搞建设或搞科研,都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这些话仍然需要我们牢牢记取。
(四)虽然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传家宝,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人们往往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左”的说教等同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是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和加强,同时应当改进,正如坚持党的领导,又改进党的领导一样。如果没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保证,命令下了,置若罔闻,办法定了,阳奉阴违,再好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也无济于事。当今象吃喝之风等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此,纠正社会上的奢侈之风,以权谋私之风,损公肥私之风,以及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不良现象,定政策,下命令,颁规章,固然十分重要,倘若轻视甚至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向钱看”、“捞实惠”、“顾自己”,不讲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和顾全局,倘若轻视甚至忽视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以及无私奉献等革命传统教育,那么,我们看到的将只能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回想五十年代建国之初,六十年代三年困难之时,当时法制并不健全,社会风气所以好,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还不是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只靠说,更重要的是靠做,靠党员、干部和领导的表率模范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万能,还要同行政、规章、法律及其他方面相配合。
(五)虽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写文章,做报告,人们也都承认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应当承认,从实际出发殊非易事。实际上,由于调查研究的空气不浓,没有先弄请事实,不少理论论点、政策建议及宣传文章,在我看来,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模式和概念出发的。比如,当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行的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但是不同时期(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100年间)商品经济的成熟程度,市场的发育程度,都会有很大差别。我们的政策措施也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有的论文不承认经济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从概念出发,要求价格改革实行“价格放开,市场定价”。当前的实践使人们看到,价格放开就是价格上涨,“一放就涨,一涨就多,一多就稳,一稳就降”的生动描述也未变成现实。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价格改革岂能以“放开”二字了之!又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一个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一个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在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运用上有很大不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十三大报告也指出:“在一定时期,国家对极少数重点建设工程和特殊企业,以及某些重要而又短缺的产品,仍需保持必要的直接控制。”但是不少论文不顾国情,不分时间,不顾条件,过早地要求转向间接控制,甚至有的把1984年以后为了纠正“超高速”而采取的一些宏观控制措施,看作是旧体制的回潮。一些论文把集中与分散、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等,绝对地对立起来,并且似乎认为前者是旧体制,后者是新体制,这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吗?实际工作中对必要时采取直接控制和行政手段缩手缩脚,该管而不敢管,不能说不受这个论调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7页)。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毛泽东能够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的缘故。愿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在治理经济环境这场斗争中,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武器,扫除形而上学,加强对国情的调查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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