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今年60多岁了,还种有4亩地。我和妹妹多次劝她别种了,我们管她吃和花。母亲总是满脸不高兴地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这几亩地,要不是承包责任制分得几亩地,你们能吃饱饭?能上学?”3年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给她留下了太多辛酸的记忆,母亲执意要种地,我们也只能随她。有时,她反而劝我们,“现在种地全都是机耕、机种,也不累,城里人没事逛公园,咱是农民,到地里转转,心里亮堂,身子骨也壮实”。
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母亲从年轻时就疾病缠身,但那时吃饭都成问题,吃药、打针是一种奢侈,住院更不敢想。感冒、发烧时,就在家喝上几碗红糖加上姜末的热水,捂上大被发身透汗。如果疼痛,便是一字疗法——“忍”,实在忍不过去,才去买几粒止痛片。一次,在收麦时,母亲的胃病发作了,疼得脸色发黄,汗珠直滚。我们送她去医院,但她坚持不去,就一直咬牙忍着。在我的记忆中,2007年以前,母亲无论得什么病,没住过一次医院。她说不敢住院,一住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有了。我农村老家邻居有位离休干部,医药费能够报销,母亲特别羡慕。那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考上大学,像邻居一样吃上“公家饭”,过上“吃药能报销、旱涝保丰收”的日子。
2007年,我们县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我动员母亲参加了医保。当年9月,母亲因脑出血昏迷被送进县医院,刚刚被医生抢救清醒,便对我说,“儿子,我已经好啦,咱出院吧”,我安慰母亲说:“没事,娘,您就安心治病吧,这次有农村医保给咱撑着呢!”22天后,母亲完全康复出院,药费花去7000多元,新农合给报销了4000多元。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仅扩大了范围、降低了门槛,还大幅提高了报销比例。听到这个消息,母亲高兴地对我说:“现在,咱农民也成了公家人了,住院能报销,我再得什么大病啊,就不花你们的钱了!”
让母亲最高兴的还得说农村税费改革。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我家4口人,分了8亩地,如果种粮食,除去种子、肥料、浇水、机械等各种费用,一年也就能收入2300多元,这还不算人工费用,然而,每年仅“三提五统”就要交700多元,多的时候甚至800多元,剩下的钱便是全家人一年的花销。每次去村委会交钱时,母亲总是把钱数了又数,反复多遍,脸上挂满了无奈。但母亲知道,这钱是支持国家建设的,是用来支付和儿子一样的“公家人”工资的,是不能不交的。2006年,当我告诉母亲国家不仅要全部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而且还要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时,母亲惊呆了,满脸不相信的神情,她说:“能有这么好的事?咱中国有哪朝哪代农民不交租交税的?咱自己种地,国家能贴那么多钱给咱们?”直到真真切切地领到了粮食直补资金,母亲才确信无疑。那天,从不喝酒的母亲竞让父亲买来一瓶衡水白干,脸喝得红红的……
责任编辑 刘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