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什么？在我的心中，这一问题的答案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渐进、嬗变，随着年龄的成长丰富、生动和亲切。

1978年，我还是小学生，纯粹的农家孩子。当时，祖国刚刚从长达十年的动乱喧嚣中平静下来，茫然中，人们忐忑地追寻希望。要走出东北大平原上那块贫穷的土地，改变命运，出路在哪里？我的父母和乡邻总是指着穿着干部服、上衣兜别着自来水钢笔下村蹲点的干部对我说“好好学吧，将来像他们一样。”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吃皇粮的，由国家养着。”口气里满是羡慕。与我那些土里刨食、朝作夕归的父老乡亲相比，这些人很优越，就连走路的姿势，我都觉得很优雅。“做一个与他们一样的人。”我幼小的心灵萌生出坚定的信念。现在回想，那就是财政在我脑海中的最初概念：权力、威严和功利。

1988年，祖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春，商品经济的洪流正在推动整个民族思维的扭转，重复建设，经济过热成为时代的特征。“脑体倒挂”作为分配领域的焦点问题被理论界所诟病，上升为财政职能的后退和弱化。那时，我在财经学院读大三，象牙塔里，我被“财政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分配活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分配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概念反复“洗脑”。同时也在接受着哈耶克、布坎南等人的“异端邪说”。中西理论的撞击，现实与书本的差距，思想交织在混沌与清明的夹缝之中。我的财政学老师经过十几年大西北风沙的历练，课堂上，他从“十年动乱”财政岌岌可危，讲到民族面临的祸难；从新疆的发展变化，讲到国家财政发挥的威力；从卖茶蛋的与弄导弹的收入分析，讲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用经历、体验和感觉告诉我，财政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巨大的影响。我还清晰地记得老师当年的一段话：“现在，你们学财政，是为了谋求一种职业。将来你们搞财政，就要承担振兴的职责。”当时，我对财政的体会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肃穆、神圣和庄严。

1998年，我加入财政队伍已经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国家财政艰难探索、着力改革、经受考验的十年。以分税制为代表的各项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财政收支台阶逐年提高，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感触最深的是，在1998年这一历史节点，内有大江南北洪水肆虐，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财政用多年改革实践炼就的应对能力和积累的物质基础直面挑战，承担起渡过难关的责任——增发1000亿元国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在四周的一片萧条之中，我国财政呈现的是一条向上的轨迹，经济也没有出现西方权威们预期的拐点。那一年去马来西亚的经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吉隆坡一家商店买东西，马来姑娘看到用人民币付款时眼神中的羡慕、喜悦与尊重，是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美丽画面。那时，财政给我的体会是豪迈、力量和尊严。

2008年，又是一个十年，我已走进了不惑之年。这些年，公共财政、民生财政、和谐财政等新的财政理念导引着财政发展的方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施“三奖一补”、实行“两免一补”、开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试点、免收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新的举措，不断地改变着我对财政的认识。一位基层财政老局长告诉我，过去犯愁发工资，现在犯愁怎么发展；老家邻居大嫂捎信说，几个孩子上学的费用都免了，不用再求求借借了；最有趣的是80多岁的老父亲掰着手指头算计能拿到多少粮食直补款……在我心里，财政的形象不断嬗变，已从居庙堂之高深入到江湖之远，从王谢堂前走近了寻常百姓，就像一袭用曲线勾勒的时尚衣冠，装扮着祖国的山山水水。现在，财政给我的感觉是畅快、淋漓和亲近。

责任编辑 常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