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郭喜老人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很多新闻媒体都来采访他，他很高兴把当年自己与母亲一道掩护八路军伤员和物资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同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那段珍贵的活史料留给后人。

郭老是河北地界太行山脚下青塔村人。他16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跟随刘邓大军战斗在太行山上；抗战胜利后，又扛起枪，投入了解放全国的战斗，打过长江，追国民党军于福建沿海；战争结束后，接受组织安排，留福建做公安工作，后调任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任副书记；1984年离休后，少小离家的他又回到青塔村。

6月11日上午，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涉县财政局刘海根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坐落于崇山峻岭中的青塔村。老人早早地就在家门口迎候，见到记者下车，立刻迎了上来，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郭老今年已83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而且十分健谈，进屋尚未坐稳，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抗战时期他那段难忘的经历。

我家祖居武安市柏林村，后迁至万谷城，又移居青塔村，最后在太行山深处的庄子岭的山腰上盖房安了家，我们全家有30多口人，常年累月靠耕种荒山坡地为生，吃的是糠团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衫。

1938年，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深入涉县，在山下建立了抗日政权。那时我刚满16岁，在庄子岭背后的庄窝铺当长工。一天，一位八路军干部见我给地主干活，就对我说：“你给地主干活，是地主养活了你，还是你养活了地主？”

我说：“我没有土地，当然是地主养活了我。”

他道：“可是地主从不干活，他怎么能养活你呢。你想想，如果地主不干活，你也不干活，地主吃什么？”

“对呀，我不给地主干活，地主就得饿死”，我说。八路军干部见我有些开窍，又给我讲了许多八路军救中国、救人民，将来要建设穷人做主的新社会的思想。后经他介绍，我参加了八路军，但当时并没有立即穿上军装，组织上见我是本地人，让我做了联络员，不穿军装是便于隐藏身份。我见八路军经常把军需物资藏在窑洞里，时间长了东西便受潮发霉。我便告诉他们，我家乡庄子岭一带山高洞多，是个备战的好地方。后来八路军的军粮、棉衣、布匹等备用物资都存放在那里。

1942年5月下旬，侵华日军集结了二万五千多兵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目标对着驻在辽县、武军寺、麻田镇一带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立即转移到偏城县（今属涉县）南艾铺、窑门口村一带，5月25日遭到日军重重包围。天上六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地上两万多敌人处处堵截，我八路军英勇反抗，奋力突围。

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傅玉青将伤员、物资转移到庄子岭山洞和我家中隐藏。

一个夜晚，我和傅玉青用骡马往庄子岭我家中送来许多物资：三十二驮冀南银行钞票，八大箱黄金白银器皿，几驮子军用服装和很多药品。我母亲隐约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和喊声，知道形势危急，便借着月光，在村后的山洼里使劲挖坑。挖好一个就把一捆钞票放进坑里，找来石板盖好，石板上再铺上一层乱石，然后放上一块有特点的石头作标记。

我母亲又抬了抬银器箱，都很重，不好挪动，急得满头大汗。突然她急中生智，对我说：“郭喜，快拿上锨到牲口圈里挖坑！”

我们几个人挖好了坑，把银器一个个卸到坑里，先在箱盖上铺一层厚厚的野草，再用驴粪埋严，母亲还事先准备了几箩新驴粪，盖在坑的上面。

我母亲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知道已经下半夜了，过不了一个时辰，天一亮，敌人就要出来。她催促我们急忙把服装和药品运到村后山岩下的洞里藏了起来。

天将拂晓，她见山岩村山头上的报警杆倒下，知道敌人会很快来搜山。她看见家里还躺着十多个八路军伤员，急忙叫父亲、我、四叔等男劳力分头送伤员到村后岩洞里去隐藏，自己赶紧收拾伤员剩在家里的衣服等物品。

天大亮后，十来个鬼子冲到了我们家门口，两个鬼子凶狠地用刺刀架在母亲的肩头上，一个鬼子横眉立目地吼到：“八路的有？你的快说！”

“太君，没有，俺这单门独户的，八路军不来……”

“有的，有的，快说！”明晃晃的刺刀在母亲的头上晃了几圈。

“真的没有？”

鬼子冲进屋里，用枪托敲打着地面，用刺刀挑开水缸的盖子，用皮鞋踢倒空米瓮，炕灶洞里、牲口棚里都搜遍了，什么也没有，气冲冲地跑了出来。

鬼子们看到这里破破烂烂，不像有八路军的样子，就溜之大吉了。

大“扫荡”结束后，我家看管的钞票一张没少，银器一两没短，服装药品一件没缺，统统移交到八路军总部。

郭喜老人讲到这里，端起大碗喝了一口山泉水，说：“庄子岭离青塔村不远，大约有4公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当年我和母亲隐藏八路军伤员和物资的地方，到那里我再给你们详细介绍。”说完便站起来，要往外走。

“那太好了！”我们觉得应该实地看看，便高兴地跟随老人向庄子岭进发。

汽车在陡峭的山间公路行驶了约么10多分钟，便到达了庄子岭山脚下。这里层峦叠嶂，一座座山峰如利剑般插向云天。老人指点江山：那一座是道士帽山，这一座就是庄子岭，我原来的家就在庄子岭的山腰上，从山脚下到我家大约2华里。

我们担心老人爬这么陡峭的高山会体力不支，可是老人却执意说：“没关系，今年我已经上过两次山了。”老人找了一根棍子拄着，一边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往上攀登，一边又讲起当年的故事。

5月28日清晨，华北新华日报社管委会调研科长王友塘，隐藏在离庄子岭二里多地的滚子岩村附近的树林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向他开枪，他的大腿根部中弹，从山上滚到了半山坡，凶恶的敌人冲上来，又朝他胸部连刺三刀，血像泉涌似的往外流，他又滚到山沟里，敌人以为他死去，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昏厥过去，又渐渐醒来，直到夜幕降临，敌人已退，他忍着剧痛爬到我家。母亲见他满身是血，忙给他喝米汤，又和八路军卫生员一起为他洗伤口、抹红药水，用绑腿带把伤口扎好，然后把他藏到村后的岩洞里。

郭喜老人正讲到兴头上，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一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幸好我们事先带了几把雨伞，我极力用伞为老人遮雨，但因道路狭窄，人只能一前一后行走，很难给老人挡住风雨。老人见我很辛苦的样子，便说：“你遮住你自己就行了，不用管我。”在雨中行走了1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悬崖下面，崖底往里凹进，正好可以避雨，便在这里坐下来。我们注意到崖壁上不知何人何时留下一行墨迹：海拔1140米。

“我接着给你们讲。”老人刚坐下又打开了话匣子。

庄子岭周围山岩下有十八个山洞，隐藏着五十多个伤病员和干部。洞里很宽敞，但缺水，有时候渴急了就喝自己的尿。有一天我和母亲、父亲与伤员一起藏在洞里，因为没有水，口渴难挨，母亲就让我到洞外去为伤员找水。我背上两个用葫芦做的大水壶，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攀着悬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向水源走去。在离洞一里开外发现一眼泉水，我立刻蹲下来将两只大水壶灌满，然后弯身用手捧水喝，刚想站起来时，发现身后竟站着几个日本鬼子。我想，这下完了，逃是逃不掉了，便干脆闭上眼睛，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发落。两个鬼子向前架起我的两只胳膊，一个鬼子用刺刀顶在我的脖子上，嘴里依里哇啦，听不懂说什么，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中国人，他翻译说，太君问你，八路军藏在哪里？东西藏在哪里？赶快说出来，要不然就死了死了的。我想就是死也不能说出八路军和物资隐藏的地点。但为了能摆脱敌人，我便向一个利于我逃跑的地方一指说：“八路军和物资都藏在那边。”敌人便押着我要我带路。我一边走一边想，前边有个悬崖，我宁可跳下悬崖摔死，也不能让鬼子打死。不一会来到了悬崖边，我便停下，抬手指给他们方位，并尽量往崖边靠。日本鬼子以为我真要帮助他们，就松开了抓住我的两只手。说时迟，那时快，我纵身一跃，便跳下悬崖，敌人端起枪，往崖底胡乱扫射。我躺在崖底下，敌人的子弹在我身边一尺远的地面“突突突”转着圈地蹦。我抬起一条腿好象不碍事，再摸摸另一条腿，粘糊糊的全是血，我猜想可能是子弹反弹击中的，但幸运的是没有伤及骨头。这时天色已经漆黑，日本鬼子已滚回了老窝。我便艰难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从原路来到泉边，取回了水壶，翻山越岭回到了洞中。母亲和同志们听见枪声还以为我被日本鬼子打死了，见我回来，高兴得热泪盈眶。

雨停了，太阳穿过乌云照射到大地上。我们又开始往前去。从这里绕过崖壁，再走下一个几百米长缓坡就来到了当年隐藏八路军和物资的地方--郭喜原先的家。

这个家共有两排平房，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现已基本无人居住。推开一个房间的木门进去，正面靠墙方桌上，安放着郭老母亲和父亲的合影，桌子上方墙上，挂着一块涉县政府1986年授予母亲的牌匾，上书“八路军的母亲”六个金色大字。在这间房子的对面是一个厨房，里面堆了很多杂物，灶台上有一口大锅。郭老说，当年母亲就是用这口大锅给八路军做饭的。在厨房的一侧是间牲口棚，当年八路军的金银器皿就是藏在这个地方。郭老告诉我们，这两排房子之间的空地上过去为藏物资都被挖空了，现在已见不到当时的痕迹。

郭老又带我们到房子的后面看藏八路军的山洞，顺着郭老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在一个足有几十米高的悬崖的上部有一个黑乎乎的山洞。郭老说，这就是藏人的地方，由于洞口离山顶很高，藏人时要先用绳子将人捆牢，然后顺着崖壁将人放至洞口，由先下去的人接应。在这里藏人连鬼都不会发现。

见天色已晚，我们便向山下走去。把郭老送回了家后，便开车往县城赶。回头看看身后的太行，是那样巍峨挺拔，再看看站在远处向我们招手的郭老，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油然涌上心头：巍巍太行可以见证，郭老这样千千万万个抗日英雄可以见证，日本鬼子在我泱泱中华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中国军民对侵略者不屈不挠、舍生忘死的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