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连续30年保持8%以上经济增长速度、GDP上升到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然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环境破坏严重、发展秩序混乱、收入分配不合理、产业结构落后等诸多问题。如何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并让人民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面对问题，新一届政府高瞻远瞩，适时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对于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秩序较为混乱。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创造的财富与消耗的资源和造成的环境损害严重不对称。虽然经过艰苦的节能减排努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大幅度下降，但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9.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20%左右，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我国33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单位产量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吨钢能耗比国际水平高10%—15%，水泥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25%。“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资源产出率处于每吨320—350美元的水平，而先进国家资源产出率已达到每吨2500—3500美元，是我国的10倍左右。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相对不佳，大量的能源消耗急剧提高了资源对外依存度，一些主要矿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9701.1亿元，并且显现逐年升高的趋势。环境质量总体偏低，环境问题突出。目前，全国1/5的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为劣V类，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部分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受到威胁。2010年，全国17.2%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性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和西南、中南等地区土壤污染面积较大。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金属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化学品污染事件频发。由于机动车、家电等更新换代加快，电子废弃物、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量持续增加。水资源开发过度，水电建设、水资源调度不合理，导致部分中小河流断流，水环境容量急剧下降。非法采砂泛滥，城镇河流渠道化，严重损害河流生态功能。农村地区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无序排放现象普遍。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问题突出，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严重。同时，发展秩序较为混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逐渐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秩序混乱，资源开发和城镇扩张改造过程中的无序现象突出，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等领域重大特大事故频发，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和安全感受。

发展成果分享的公平性不足。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实行多项政策，力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发展成果分享公平性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一是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报酬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较高，美国约为70%，许多国家也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2007年为39.74%，到2010年虽有上升，但仍只有45.0%，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而同期，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保持在15%左右的较高水平。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维持在3倍以上的较高水平，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5年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0，中国名列其中，并且这一差距近年来始终在高位徘徊，尚未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三是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近年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行业划分看，我国人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收入之比由2007年的4.4：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农、林、牧、渔业之比）上升至2010年的4.7：1（金融业与农、林、牧、渔业之比）；如果看细分行业，其差距已由2007年的14.6倍扩大到2010年的15.1倍，如此大的差距，在国际上也较为少见。四是贫富差距过大。2009年11月，财政部关于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种差距在世界大国中少见，也高于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五是阶层固化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收入分配的调整必然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变动，而在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拥有越来越多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作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会直接或间接地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近年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机会不公，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大量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境，社会阶层存在着固化的趋势。

发展的要素回报率总体不高。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处于低成本状态，即低生产要素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资源消耗成本，使得我国发展的真实成本没得到准确反映，发展的要素使用效率总体不高。一是劳动生产率较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看，我国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不少新兴经济体。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10378美元，仅为世界水平的60%，美国的15.8%，日本的22.8%，俄罗斯的55.5%，甚至低于伊朗、突尼斯等许多亚非国家。二是投资效率总体低下。投资高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均在23%以上，保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2009年更是高达30%，固定投资资产总额由2007年的13.7万亿增至2011年的30.2万亿元，增长了120%。但当前投资高速增长是在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以规模换效率的结果。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投资效果系数处于下降状态，并且下降速度较快，2007年的投资效果系数为28.2%，到2010年已降至16.8%，三年下降了11.4个百分点，资金高投入、低效益、低水平运作的问题突出。三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节约用地是我国城市建设和土地使用的基本方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方面，我国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从城市单位面积的地均GDP产出指标来看，2010年，北京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的GDP产出为1711万美元，即使仅以主城区面积计算，其每平方公里土地的GDP产出仍只为发达国家核心城市的产出水平的10%—40%。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低密度和分散化的倾向。本世纪以来，我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6%，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在改革开放30年间不断下降。在美国曼哈顿地区，建筑容积率是12—21；北京的金融街，综合容积率为3.9。在芝加哥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区域，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约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而在北京望京地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平方米的建筑，不及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四是能源使用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国大幅加强节能减排力度，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大幅度下降，但能源使用效率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8倍，是欧美主要的国家3—5倍，是日本的7.7倍；单位GDP油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是欧美主要的国家2—3倍，是日本的3.25倍；单位GDP电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3倍，是欧美主要国家的3—4倍，是日本的5.95倍，比印度还高出50%。

找准发力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首先，升级版的经济发展是“绿色环保”的。“让人民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是本届政府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提出的：“青山绿水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这些都阐述了升级版经济发展的方向。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发展节能减排、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健全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加大对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其次，升级版的经济发展是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升级版经济发展要统筹考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是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结合。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稳定的增长中提高效益和质量，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的红利，让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和环境友好的，实现“进中求好”。要以城镇化和深入挖掘消费内需为抓手，促进普通居民家庭的必需品的内生式消费结构升级。再次，升级版的经济发展是充满活力的。政府积极简政放权，促进“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规范政府的公权，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充当好社会公平公正的守护者。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流动并创造自己的价值。财

责任编辑 刘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