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问题”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叶提出。“经济科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道德行为的动机归之为同情或利他,提出人性论是利他主义的;而在《国富论》中将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的,提出人性论是利己主义的,由此造成了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反映了斯密前后思想上的碰撞和矛盾。这一从人的本性角度对斯密两大著作关系问题的论争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斯密问题”。其本身蕴含的重要现实意义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腐败、分配不均、经济犯罪等,引发了我国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关系的思考,而思考的哲学内涵则是关于人性本质、“义利孰重”的探讨。因此,“斯密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斯密问题”的正确理解将对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经济人”之所以具有利己的本性,是因为其本身处在这五个层级中的底层,他们为了安全和生存的需要,只能以利己为第一要务,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繁衍后代。而到了较高的需求层次时,“道德人”就出现了。他们具有同情心,需要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实现。因此,“道德人”和“经济人”从根本上只是人在不同需求层次上的两种不同体现,而并非矛盾。
其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有限的。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实际上是把自利和利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交给自发的经济力量决定,只看到了这种制度较以前相比拥有的巨大优越性,但却没有揭示其不道德的一面。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一种自由竞争的体现。在资本积累进程的伊始,大部分的人都需要为生存而奔波,故而他们的本性是自私的,经济的。在“经济人”竞争的过程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血腥的,无情的。而斯密意图利用道德伦理的力量约束“经济人”肆无忌惮的原始积累。因此,与其说“斯密问题”是“道德人”与“经济人”概念的矛盾,倒不如说是财富(效率)与道德(平等)之间的一次交锋。
从现实的角度重新思考斯密问题,对于如何建设我国和谐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是有启发意义的。结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和谐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和谐社会是发达的富裕的,不是落后的贫穷的,所以和谐的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应该是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创造财富和幸福。二是和谐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种秩序体现在具体的市场经济伦理秩序中,包括正义的制度、公平的法律和崇高的道德等。三是和谐社会是一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既包括利己主义者,也包括利他主义者,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子孙后代。和谐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应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存在。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也不能忽视长期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问题,如社会公平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道德沦丧等等。今天,重新思考“斯密问题”,可以为我国和谐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在笔者看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仍应是现阶段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制度保护的是效率,一切都围绕着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不可调和。19世纪初期,一些人已经开始排斥资本主义,并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这种完全平等的思想是错误的。人们变得消极怠工,不思进取。因此,绝对的平等本身还不及绝对效率。当前,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应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要更多地考虑人们得自经济发展的实惠,把发展的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我们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同时,也要承认人性中具有利己的一面,并且要建立机制,用法律与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在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让人们充分感到公平、安全。如建立完善保护人们正当劳动成果的法律和制度,保护人们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要重视道德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道德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氛围的重要性,教育人们遵纪守法,发扬道德风尚,自觉抵制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当行为和有害的思想。财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