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21 作者:薛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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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文件,充分利用机遇,切实履行义务,取得丰硕成果。
一、入世十年的辉煌成就
(一)成为世贸组织的成熟成员
切实履行义务与承诺。进口关税率从2002年的15.3%下调到2010年的9.8%。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于2005年取消。外贸经营权从2004年7月1日从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开放100个服务部门,占世贸组织列出的160多个部门的62.5%,已接近发达成员67.5%的平均水平。2007年12月以后,开始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诸边协议)的谈判。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推动多哈谈判,提交了100多份提案,连续8年接受过渡期审议,接受3次常规贸易政策审议,认真回答和澄清了成员提出的3500多个问题。并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进行贸易政策审议。
坚定维护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支持总干事行事,按时按量缴纳成员会费,主动资助...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文件,充分利用机遇,切实履行义务,取得丰硕成果。
一、入世十年的辉煌成就
(一)成为世贸组织的成熟成员
切实履行义务与承诺。进口关税率从2002年的15.3%下调到2010年的9.8%。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于2005年取消。外贸经营权从2004年7月1日从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开放100个服务部门,占世贸组织列出的160多个部门的62.5%,已接近发达成员67.5%的平均水平。2007年12月以后,开始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诸边协议)的谈判。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推动多哈谈判,提交了100多份提案,连续8年接受过渡期审议,接受3次常规贸易政策审议,认真回答和澄清了成员提出的3500多个问题。并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进行贸易政策审议。
坚定维护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支持总干事行事,按时按量缴纳成员会费,主动资助、支持世贸组织机构建设,推荐上诉机构和委员会主席人选。带头给予41个最不发达国家成员零关税待遇,为一些发展中成员培训干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回头”,支持世贸组织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主动救市,缓解危机,并帮助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解困。
(二)确立了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法制体系
入世后,全面清理和修订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几乎所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吻合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有计划地修、改、废与贸易有关的法规、部门规章,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23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废止了7件地方行政法规,废止了455件地方性法规,修改了1417件地方性法规。设立了中国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提供有关贸易政策的信息,建立了确保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工作机制。2004年后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完善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反洗钱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者购并境内企业暂行办法》等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通过将世贸组织所倡导的统一、透明度和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转化为国内法规,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平等与开放,促进了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与透明,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同时,改善了我国的经济贸易环境,为我国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促进了我国贸易与经济的飞跃发展
我国迅速成为贸易和投资大国。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2660.98亿美元跃升到2010年的15777.89亿美元,年均增长21.9%,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0.53%。我国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比重从4.3%提升至10.4%,所居位次从第6位升至第1位,占世界货物贸易中的比重从3.3%升至9.1%,所居位次从第8位上升至第2位。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从329亿美元上升至17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04%,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为10.21%,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2%提升至4.6%,所居位次从第12位上升到第5位;服务贸易进口从390亿美元增加到1920亿美元,年均增长9.94%,相当于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的两倍,所占比重从2.65%提升到5.5%,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另外,2002年到2010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累计为15.7万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2001年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4.3万亿美元的3.7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2001年的496.7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88.2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达到12568.9亿美元,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对外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8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投资国家。并且,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建厂、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贸易与投资带动作用下,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由2002年的12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为第2位,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2001年的17万多家发展到2010年的45万多家。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稳步增长,汽车、钢铁、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品牌产品不断增多。
人民福利逐步提高,国民素质提升。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2年的9398元增长至2010年的29748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衣食住行得到较大改善,两亿多人脱贫。就业机会增多,直接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人数达到1.5亿。在国民观念中,开放、市场、竞争、法治、维权、终身学习和大国精神等意识加深,素质有所提升。
(四)整合“两岸四员”的经贸关系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同为世贸组织成员的香港、澳门、台湾、大陆经贸关系日益紧密。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10年9月11日海峡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五)在国际社会中贡献加大
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对世界贸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2002—2010年,我国占世界GDP比重持续增加,从4.4%增长至9.3%;对世界GDP新增量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5%迅速增加至2010年的18.1%,成为第一大贡献国。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减缓了金融危机的深化。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我国经济增长9%,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20%,2009年,我国率先实现回暖并强劲增长9.1%,对世界经济贡献率高达50%。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援助。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减免债务,向12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发展援助。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建设和改革进程,对全球政治、经济、贸易、改革、环境治理、救灾、反恐等问题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六)为我国深化开放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提高了国人对对外开放重要意义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只有开放才能推进改革,实现发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只有通过开放引进竞争与合作,才能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积累了接受国际规则和运用国际规则的经验与教训,为未来十年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改革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入世十年中出现的问题
(一)贸易发展不平衡
外贸出口依存度远高于进口依存度,外贸顺差过大,出现贸易失衡,成为诱发贸易摩擦争端原因之一。货物贸易地位远远高于服务贸易,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世界第一,服务出口世界第四。2002—2010年间,货物贸易一直顺差,服务贸易一直逆差。贸易条件逆向发展。价格条件不断恶化,而购买力条件加快好转。如我国货物贸易价格条件指数2002年为101,2009年为80;而购买力贸易条件指数日益优化,2002年为135,2009年为349。这种逆向变化说明我国出口贸易扩大的基础来自出口物量的扩大,贸易粗放式增长。另外,从贸易结构来看,资源性产品进口比重不断上升,燃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9%提高到2009年的12.3%,同期金属矿产品进口比重从4.7%提高到12.9%,但未掌握这些产品进口价格决定权;出口贸易中,产品大多为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商品。
(二)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围攻”的主要目标
2001—2010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共计2302起,其中针对我国进行的反倾销调查594起,占整个反倾销调查数的25.8%。同期,全球展开的反补贴调查137起,其中针对我国进行的反补贴调查43起,占整个反补贴调查的31.4%。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款中“确定反倾销、反补贴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纠结我国出口商品,夸大倾销和补贴的程度,美、欧至今不承认我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并借口我国对其贸易顺差,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增加对我国知识产权的投诉,滥用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对我国产品设限。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我国对其企业的合作、正当收购与能源开采。此外,还对我国采用信贷、租税、雇佣、投资、汇率等隐性保护主义。
(三)掌握与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欠缺
世贸组织规则意识并未真正深入我国社会各个层面。体现市场经济运行的世贸组织各种规则尚未完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机结合,如国民待遇、透明度、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意识尚未成为我国社会的自觉行为。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对世贸规则和我国入世两个法律文件掌握有断档现象,入世后政府出台的一些贸易法规与WTO规则脱节。
授人以柄,引发贸易争端。由于我国企业对《反倾销协议》和《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与我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款要旨掌握和运用的不足,引发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增多和很高的实施比例。2001—2010年,我国受到世贸组织成员反倾销调查为594起,调查后确定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为440起,确定实施占调查数的74.1%。同期,我国受到的反补贴调查为43起,确定实施的反补贴措施为29起,比重达到67.4%。由于对知识产权制度规则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以急功近利的追求,我国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侵权盗版事件层出不穷,知识产权争端不断增加。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由于对东道国国内法规掌握不够,甚至忽视,事与愿违事件多次出现,陷于被动状态。
应对贸易争端被动多于主动。在面对贸易摩擦和争端时,应诉不力已经成为国内企业的通病。入世以来,我国企业的反倾销应诉率虽然已有提高,但成功率不高,其主要原因是被诉企业为应诉而应诉,在应诉时缺乏充分的资料和组织准备。此外,在应诉贸易争端案件时,国内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之间有时没有很好地协调与配合,合力不够。我国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仍未调动起来,其服务、协调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三、未来十年加大作为的建议
(一)未来十年面临的挑战
贸易自由化动力减弱。首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于保护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求,世贸组织成员国内出现反经济全球化情绪,政府出台形形色色的贸易和非贸易保护措施,“奖出限入”贸易政策和措施出现回潮。其次,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多哈回合谈判雪上加霜。多哈回合谈判自2002年启动以来,经过成员努力,目前已完成80%的内容谈判。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谈判陷入僵局,结束谈判日程一再拖后。加上美国大选的临近,不愿再作让步,2011年未能结束谈判,拖延了世贸组织推动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三,区域主义强势发展。在上述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区为主体的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不断高涨。截至2010年7月31日,共有474个区域贸易协定向世贸组织通报。至今世贸组织仍未理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出现世贸组织被边缘化的风险。第四,通力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困难不断加大。本世纪以来,世界性问题接连出现,诸如反恐、气候、资源、碳排放、粮食等,对世界贸易发展构成重大威胁,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但由于金融危机冲击,世贸组织成员有些自顾不暇,乏力合作尽速解决这些问题。
世贸组织成员的纠结与诉求提高。首先,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利用特殊条款夹击我国。为了与经济贸易强劲发展的我国竞争,世贸组织一些主要成员利用我国入世时的特殊条款来约束我国,抑制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如美国、欧盟等利用议定书中“确定反倾销、反补贴时的价格可比性”的条款,增加对我国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的双向调查,双面夹击我国企业和行业产品的出口。其次,提升我国档次,提出过高期望和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鼓动对发展中成员进行分类,有意识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档次,其目的是要求我国多承诺义务、多承担责任。在对我国贸易政策审议中提出更高的要求,将政府审议的内容延伸到我国的宏观环境和社会问题。如美国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一贯精神,确保那些游离于特定入世承诺范围以外的部门也受益于透明度、国民待遇和自由化。”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要求我国扩大对其产品的进口,同时加强从我国进口产品的设限,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渴望从我国获得更多的单方面的优惠待遇。
(二)未来十年应对挑战的建议
从战略高度重视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启动,替代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为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列为世界经济三大组织。运行17年来,取得诸多成就。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互利互惠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国际贸易合作的典范,成员从启动时的117个发展到153个,目前,尚有29个国家正在申请加入,俄罗斯刚刚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世贸组织已成为我国对外深化开放的制度性保证,关系到未来十年我国从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的环境条件。为此,我国在世贸组织中应加大作为,主动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协调不同成员各方立场,支持世贸组织改革与发展,推动多哈回合早日谈判成功。
加速转变经济与贸易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发展方式是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货物生产,轻服务发展;重外资,轻内资;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重效益扩大,轻公平分配。以这种发展方式为基础的贸易,在高速发展中出现很多问题,如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失衡,贸易依存度过高,出口与进口失衡,贸易顺差过大,依靠粗放式竞争方式扩大贸易规模,掌握和运用世贸组织规则不足等。为此,我国必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速企业经营国际化。扩大开放、转变增长方式要求我国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企业国际化经营,对外加大直接投资,可以构建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信息链,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贸易争端的诱发因素。目前,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已经具备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人才贮备和经验,应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平台,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和锤炼国际品牌的本领。
确立科学高效的贸易争端应对机制。随着我国在世贸组织中地位的提高,参与世贸组织事务势必增多,谈判任务加重。在贸易争端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下,运用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国内高速发展后各种问题的涌现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造成国内对世贸组织诉求的多元化,加大了在世贸组织谈判决策中的协调难度。为此,国家需要设立更具权威性的多边贸易谈判委员会,主管我国所有有关世贸组织方面的事务。
重视世贸组织规则的深入掌握与研究。由于人员调动、工作调整,加上世贸组织规则的庞杂,出现了相关人员的知识断档现象。因此我国应该设立常设世贸组织培训机构,对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媒体人员进行定期的、持续的培训,以增强了解和应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2002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迟早要结束,谈判结果将影响我国的贸易环境。我国应未雨绸缪,组成研究世贸组织的群体,加强对多哈回合谈判结果的对策研究。
加强各级政府与企业和中介组织的协作。随着我国对世贸组织事务参与的加深,地方参与世贸组织事务的深度广度也将增加,因此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应对机构与地方世贸组织事务机构的沟通与协作。企业是参与经济的微观主体,同时也是履行世贸组织事务的载体,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世贸组织有多项措施鼓励非官方组织参与世贸组织事务。因此,中央政府应对机构应该与企业、行业协会加强沟通合作,凝聚我国参与世贸组织事务的合力。财
(作者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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