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1-19 作者: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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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令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也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而成为一时热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的确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丰富的学术研究专题,这里仅就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作一个简要讨论。我认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应强调于宏观调控的学理层面注重“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可以说,这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与之相反,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
中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令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也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而成为一时热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的确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丰富的学术研究专题,这里仅就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作一个简要讨论。我认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应强调于宏观调控的学理层面注重“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可以说,这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与之相反,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上的“区别对待”便可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比如,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就一定要救;在外贸上,更是“区别对待”、在结构上锱铢必较了。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中国人,非常需要全面地观察和总结这些现象,深入认识借鉴别国的调控经验并洞悉其实质,进而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一、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在新兴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
讲总量调控当然首先要讨论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实践证明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又惟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与之相应,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则只顾及考虑放松银根)。如果具体考察一下我国2008年之前一段时间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确实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虽然有主张完全依靠需求管理的学者质疑这种表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连续几个季度,8%左右的CPI上涨中,食品价格占6.8%左右,房价占1%左右,其余仅占0.2%。对于这种情况,必然引出的理论性分析解释是,那一阶段我国除可能存在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应存在着食品中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调控当局如能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实证情况和相应的“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在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其适用性,但应当说具有适应性的现实局面的出现概率较低,因为那里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已自然而然地、自发地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于是对于政府调控而言,便主要留下了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或放松)银根方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市场发达、健全程度尚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上述实证情况和“区别对待”调控模式的适用性局面的出现概率便极高,甚至可以说往往会成为调控实践中应偏重的主导形态。
二、我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问题,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
由于有上面第一层分析认识,已合乎逻辑地可以得知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对现实经济生活具体分析便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近年世界金融危机不论在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在我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如能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则具有在经济社会转轨的“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大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投入很大的财力。面对新农村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事情还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去办。经济低迷时的政策扩张,还可以尽力在这方面多办一些事。
——我国的区域间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有所扩大,亟需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也需要为数可观的财力。
——我国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如实行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养老个人账户和在全国农村也实施“低保”制度,发展城镇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护生态、治理污染以改进城乡人居环境(如解决2.3亿人尚未得到安全饮水保证条件的问题),等等。
——我国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要尚未得到很好满足。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步构建、健全的过程之中,还应继续瞻前顾后适当充实战略性的社保基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高峰、填补转轨成本。业已启动的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医改”),三年内要求8500亿元左右的新增财力“结构化”地投入其关键领域和环节。
总之,如果我们在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毋庸讳言,这种“有保有压”、“有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方略,也有可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乃至带上“旧体制复归”色彩),所以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结构对策、供给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基础机制的“政策理性”范围之内,避免做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政干预和“越界”调控,特别应强调尽量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贯彻结构优化的追求。
三、“供给管理”的地位应当摆在长期视野中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自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如我们在经济周期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个相对低迷期来临,则在“反周期操作中”尽量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那么就是在力求尽量贴近“又好又快”状态的长期持续增长,正是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
在近几年的相关讨论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涉及到了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如何防止“滞胀”这一问题。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情况看,那么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的特征,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所以,以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计、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明确地摆在中长期的视野之中。
四、“供给管理”需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
进行结构优化调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十分强调和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话,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副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很多事情政府不一定能看得很准,往往只知道一个方向,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能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住脚,这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往往政府只需要给一个导向,再加上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比如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在税制上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这个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
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而使国民经济在2009年从“前低”转入“后高”之后,正是充分利用这些经济杠杆的好时机。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企稳向好,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又还没有现实形成,这种时候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出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资源税负的合理调整,最终应该达到把一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的效果。
还需要强调,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为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能,积极稳妥筹备,在时机成熟时更有力度地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费;为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用经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培训和加强“廉政公署”、“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经费;“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时,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费支出。
这些完全可以和应当纳入中国特色“转轨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供给管理”的框架之中。深化改革与优化结构的互动,将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陈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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