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丁华 沈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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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积累率应以多少较为合适,这是制订国民经济(包括基本建设)中长期计划必须明确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积累率必须适当
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时曾说,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这就是说,没有积累,就不能维持和扩大生产,因而也就不能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没有积累,就没有社会进步。但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必须适当,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进步职能”,并非积累率越高越好。积累率过高,其后果并不好,甚至不能发挥其“进步职能”。这一点,从我国三十年来积累率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表列数字说明,每当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的时期,国民经济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持续地高速度发展,人民生活也能够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年度之间稳定在23%至25%之间),工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1963年到1965年调整时期(带有恢复性质),平均积累率由30%以上降为22.7%,而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都能以相当高的速度逐年...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积累率应以多少较为合适,这是制订国民经济(包括基本建设)中长期计划必须明确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积累率必须适当
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时曾说,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这就是说,没有积累,就不能维持和扩大生产,因而也就不能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没有积累,就没有社会进步。但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必须适当,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进步职能”,并非积累率越高越好。积累率过高,其后果并不好,甚至不能发挥其“进步职能”。这一点,从我国三十年来积累率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表列数字说明,每当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的时期,国民经济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持续地高速度发展,人民生活也能够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年度之间稳定在23%至25%之间),工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1963年到1965年调整时期(带有恢复性质),平均积累率由30%以上降为22.7%,而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都能以相当高的速度逐年增长。与此相反,每当积累率超过30%的时期,国民经济就全面紧张,比例失调,速度下降
(甚至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或者很少改善和提高。“二五”时期平均积累率为30.8%,其中大跃进的3年达到39.1%(1959年高达43.8%),然而同期工农业生产却大幅度下降,每年平均仅增长0.6%,国民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每年减少(倒退)3.1%;又如1971年到1978年连续8年积累率都在30%以上,1978年达到36.6%,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75%。这个历史的变化表明:积累率必须适当;积累率过高并不能带来高速度,反而会造成严重损失;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就有高速度。这就是我国三十年来积累率变化的结论。
(二)积累率多少,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有一定的客观限度
为什么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国民经济能够顺利地高速度发展,而超过了30%就会出现紧张和降低速度?究竟积累率高低的客观依据和客观界限是什么?总的说来,积累率的高低,受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国民收入多少和增长速度以及消费水平等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积累、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积累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部门创造新价值的多少以及相应的实物构成比例,即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够积累的,只是现有物质生产部门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剩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一部分。这就是积累率的主要客观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今后5年、10年之内,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借鉴,而且是基本上适合我国当前客观经济条件和今后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
第一,物质生产部门,主要是工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可能一下子有很快的增长。我国工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占工业总产品的比重,三十年并没有多大增加,按净产值计算,扣除消费,可供积累的部分不是很大的。马克思说过:“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的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方面,我国的积累水平受到工业生产价值量增长速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实物形态中,一部分产品大量积压,急需的产品又有缺口,又反过来限制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主要是长期以来积累使用方向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逐步形成的现有工业部门结构所带来的后果。一般说,轻纺工业所能提供的利润税金较之重工业更快更多,而长期以来又恰恰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另外,这几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仍有近四分之一的企业亏损,不但没有上缴利润而且要国家补贴。现在,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并且加快发展轻纺工业,但是经过20余年历史形成的现有工业部门经济结构,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改变过来。因此,工业所能提供剩余产品的增长,必然会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农业的情况更为严重。三十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林、牧、付、渔业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也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农业现有经济水平来看,可供积累的余地也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工农业所能提供剩余产品的现状表明,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即使工农业的剩余产品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也不能全部用于增加积累,否则,不仅不能提高消费,甚至挤了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增长,这样的教训不应再重复了。
第二,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都较低,积累率受到很大的限制。1978年国民收入为3,011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5倍多,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只有314元,仅增长了3倍左右。因此,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人民生活“欠账”很多。今后若干年内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水平应该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也使积累率的提高受到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来我国消费构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恩格斯把消费资料分为三部分,即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作为生存资料的吃、穿、烧三项,1978年占社会消费品总量的70%左右。在这样较低的消费下,能够有25%的积累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积累率了。当然,我国人民都懂得,从长远利益出发,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根本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的积累率也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从消费水平的最低限度(也就是积累水平的最高限度)来说,在全国平均每人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可供积累的余地是很有限的。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以长期压低或很少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办法来一味盲目提高积累率,这对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
第三,从积累效果来看,积累率过高,效果往往不好,积累率适当才有较好的效果。因此,积累率是否恰当,应把能否提高积累效果作为重要的前提。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积累率过高的“二五”时期,每100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很少,大部分积累都折腾光了,白白浪费了;“四五”时期的积累率很高,而积累效果却不到“一五”时期积累效果的一半。很显然,问题不完全在于积累率的高低,还在于积累使用效果的大小。或者说,积累率的高低,积累量的多少,只是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前提,而实际增长和速度快慢,却更多的是取决于如何使用有限的积累取得最好的效果。斯大林曾说:“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而我们多年来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造成大量的浪费。
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下决心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下决心把提高积累效果作为重点,作为一条重要方针贯彻执行。
(三)积累与速度的关系
一般说,高速度需要高积累,低积累不会有高速度。但是积累率过高并不能达到持续的高速度,这已为我国历史经验所证明。那么,25%的积累率会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呢?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也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国外的经验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东欧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看,25%的积累率并不低,并且能够带来较高的发展速度。如果今后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积累效果保持在三十年的平均水平,那么,25%的积累率能够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7%一9%,这是相当高的速度了。当然,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完全决定于积累率,但它是一个重要因素。那种认为积累率降到30%以下就不会有速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根本忽视了积累效果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四)怎样提高积累效果
近20年来,积累效果越来越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积累率过高,超过了我国经济可能承担的能力;积累的使用方向不合理以及各方面的严重浪费。
怎样提高积累效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认为:
首先,要坚决把积累率从30%以上压下来,逐步稳定在25%左右,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最优的比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积累率不变,积累额也会随之增加,消费额同样会相应增加。按照适当的比例,积累额的增长略快于消费额的增长,这是必要的。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之后,积累率也可略高于25%。但从现在起的今后若干年内,应下决心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避免大上大下,这是提高积累效果的基本前提。同时,还要坚决调整积累的使用方向,使有限的积累基金用在国家和人民最急需的事业上,用在能够较快地发挥和取得最优效果的地方。
其次,要坚决调整基本建设。从积累构成来看,固定资产积累,主要是靠基本建设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积累率过高,积累效果差,是和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果差相联系在一起的。要提高积累效果,就一定要把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好:
1.基本建设的战略部署(规模、方向、布局等)要合理。战略部署的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当然,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的浪费都直接影响投资效果。但是,一般说来,计划的浪费大于项目安排的浪费;项目安排的浪费大于设计的浪费;设计的浪费大于施工中的浪费。因此,要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摸着口袋过日子,纠正那种认为基本建设搞得越大越好的思想。
2.基本建设计划要搞真正的科学的综合平衡,消灭缺口,留有余地,合理布局,尽量避免重复建设。
3.改革基建体制,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管理水平,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度,按期收回基建投资。
4.建立基建责任制,从计划到施工到投产,必须有人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权责分明,有奖有罚。特别是大项目和特大项目,必须严格控制,一定要做好可行性研究,“七次量衣一次裁”,使每一元的积累和基建投资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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