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2 作者: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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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們妄想取消党的領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旧的資本主义制度。他們对党的領导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农民負担問題也是他們攻击的目标之一。他們顚倒黑白,抹煞事实,說什么“征粮过重了”,“农民接近餓死边緣”,甚至說“党是以剝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的”等等。这些无耻讕言,已經遭到全国人民的严正駁斥。
右派分子为什么用尽心机,对这个問題大作文章呢?他們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农民是工人阶級可靠的同盟者,右派分子企图在农民負担上点起一把火,来挑撥农民和工人阶級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煽动农民反对党、反对国家工业化。但是他們想錯了,在長期斗爭中結成的、坚如磐石的工农联盟,决不是一小撮右派分子的惡言惡語所能动搖的。他們除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以外,是一无所得的。
右派分子說什么“党是以剝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言。殘酷剝削本国劳动人民幷使他們破产和貧困,是資本主义国家取得工业化資金的一种办法,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質根本不相容的。大...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們妄想取消党的領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旧的資本主义制度。他們对党的領导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农民負担問題也是他們攻击的目标之一。他們顚倒黑白,抹煞事实,說什么“征粮过重了”,“农民接近餓死边緣”,甚至說“党是以剝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的”等等。这些无耻讕言,已經遭到全国人民的严正駁斥。
右派分子为什么用尽心机,对这个問題大作文章呢?他們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农民是工人阶級可靠的同盟者,右派分子企图在农民負担上点起一把火,来挑撥农民和工人阶級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煽动农民反对党、反对国家工业化。但是他們想錯了,在長期斗爭中結成的、坚如磐石的工农联盟,决不是一小撮右派分子的惡言惡語所能动搖的。他們除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以外,是一无所得的。
右派分子說什么“党是以剝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言。殘酷剝削本国劳动人民幷使他們破产和貧困,是資本主义国家取得工业化資金的一种办法,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質根本不相容的。大家知道,我国工业化資金的积累,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积累方法的,是依靠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厉行增产节約,在发展生产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来积累工业化資金的。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需要有大量的建設資金的。資金从那里来呢?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企业的积累,农民負担是国家建設資金的一項重要来源,但幷不是主要来源。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来看,随着社会主义經济的日益增長,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繳款占国家預算收入的比重已由1953年的65.4%,上升到1957年(預算数)的80%,而农民的繳款占国家預算收入的比重則由1953年的13.4%,下降到1957年(預算数)的11%。再說,实現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全体农民的最高利益。毛主席說过:“沒有工业,便沒有巩固的国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国家的富强”。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化,能够过更幸福的生活,农民負担一部分国家建設資金,这又有什么不应該呢?这怎能說成是剝削农民呢?要发展农业就必須发展工业,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只有发展了工业,才有可能以大量的农业机器、化学肥料、杀虫葯品和更多的布匹和各种日用品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要是沒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几年来,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充分注意了发展农业。我們姑且不說,由于国家工业建設和文化敎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給农民带来了多大好处,就拿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財政援助来講,国家每年都要撥出一大笔資金投資农业生产,用于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堵口复堤、灾荒救济,国家銀行还要发放各种农业貸款等等。以1957年为例,国家預算支出中用于农林水利方面的投資即为20.4亿元,占同年工业預算支出的25.2%,幷着重用于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业技术、防治牲畜疫病等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而短期內又容易收效的支出。同时国家銀行1957年发放的农业貸款,最高发放額亦將达39亿元。再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講,几年来也是逐漸縮小的。根据国家統計局的材料,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如以1950年为100,1955年則为82.8%。由于这一差額的縮小,据初步估算,从1951年到1956年6年中,农民共約得到110多亿元的好处。此外,国家对某些农产品价格的調整,也給农民帶来了好处。單是1957年春季,国家对生猪、油料和某些小土产收購价格的調整,农民就得到了几亿元的好处。
以上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右派分子却硬說“党是以剝削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言,是对党的工业化政策的誣蔑。
右派分子又說什么“征粮过重了”,“农民接近餓死边緣”,这也是彻头彻尾的揑造。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从土地的农业收入中,只向国家交納一項农业稅和有限的地方附加。而且建国八年来,农民的农业稅負担是逐步减輕了的。在1950年到1952年的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由于国家初建,再加上支援抗美援朝战爭,当时国家財政狀况是有困难的,即令如此,从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稅(包括正稅和地方附加,下同)占农业实产量(只包括粮食和經济作物的正产物,下同)的比例来看:1950年是13.19%,最高的1951年也只是15.83%,1952年即降到13.2%。比起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农民的負担輕得多了。根据現有材料估算,在1931年到1936年期間,农民負担的地租、田賦和其他直接稅捐,約占农民的农副业总收入的36%,如再加上高利貸和商业剝削那就更多了。
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了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这时抗美援朝战爭已經取得胜利,国家財政經济狀况已經根本好轉,党和政府便立即实行了稳定农民負担的政策。前政务院于1953年規定,从1953年到1955年三年內,把农业稅征收指标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幷規定了增产不增稅的政策。这是党和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减輕农民負担,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措施。从1953年以来,全国农业稅的实际征收总額来看,都沒有超过1952年的实际征收水平,而且还有所降低。如以1952年的农业稅实际征收的总額为100,則1953年为90.46%,1954年和1955年均为97.93%,1956年为94.84%。再从全国农业稅負担占农业实产量的比例来看,也是逐步下降的,1953年是12.12%,1954年是12.94%,1955年是11.54%,1956年是10.7%。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稅征收額的稳定,农民的負担是逐步减輕了。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农民的农业稅負担只占农业实产量的百分之十多一点,这怎能說是“征粮过重了”呢?
我們还应該指出,我国的农业稅收制度,不但使农民負担公平合理,而且还具有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和确实无力負担的貧苦农民也都給予了应有的减免照顧,是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拥护的。当然,在个別地区也还有某些負担上偏輕偏重的現象,但这只是工作上的个別缺点,我們已經幷且还在繼續进行調整和糾正,这决不能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任何借口。
再从农民的生活来說,几年来,也是得到了不少改善的。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稳定农民負担政策的認眞貫彻,国家对农业生产給予了种种援助,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几年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农副业总产値已由1952年的484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583亿元,即增長了20.46%%。全国粮食产量已由1949年的2,160亿斤(原粮,不包括大豆,下同)增加到1956年的3,650亿斤,即增長了70%。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949年只有400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沒有实行土地改革,貧农、中农占有的粮食比这个数目还要低得多。到1952—1953年度,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增加到520多斤,1956—1957年度更增加到590多斤,比剛解放的时候多了一半左右。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大体上有20%到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到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这一鉄的事实是尽人皆知的,右派分子却閉着眼睛瞎說什么“农民接近餓死边緣”,是毫无根据的。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領导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現了农业合作化,发展了农业生产,减輕了农民負担,改善了农民生活,同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农民受尽了地租、高利貸、苛捐杂稅等等殘酷剝削和种种敲榨勒索,使广大的貧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飽社、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此起来不知好了多少倍。全体农民清楚地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自己永远摆脫貧困,过富裕的生活。他們也清楚地認識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也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貢献自己的力量,是自己应尽的責任,也是自己莫大的光荣。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造謠誣蔑,在全国人民的有力反击下,只有遭到可耻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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