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的母亲今年56岁了,看起来却象66岁。母亲的背稍往下驼,额头早已被无情的岁月犁成条条沟壑,深而且密。
母亲终身劳作,与“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做了童养媳,挨打受骂遍尝了人间的苦水。解放后,她脱离了苦海,嫁给了当教师的父亲。自我有记忆时起,就见母亲跟生产队的男人们一起出工,从没落后过;收工回来,带的不是柴,就是草。一到家,她匆匆擦把汗,就忙开了家务。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或打补丁、或做鞋、或砍猪草,一刻也不闲着。1984年春,父亲因病过早地去世了,哥哥又分了家。当时,我和姐姐及两个弟弟都在读书,家里欠下了1000多块钱的“天文”债。母亲暗地里流过不少泪,然而,她最终挺起了身子,硬是一个人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种四亩多责任田,十亩多责任地、养猪牛、喂鸡鸭、打柴割草、挖药挣钱……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用爷爷在世时的一句话说:“你娘来到我家,没有过上一天安闲的日子。唉,苦命相。”十年来,母亲就这样任劳任怨地奔波劳碌着。“就是换一个大男人,也受不了。”村里的人一提起母亲,就惊叹不已。
母亲不识字,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可她送子女读书的那份执着、虔诚却是远近闻名的。父亲去世后,我的...
我的母亲今年56岁了,看起来却象66岁。母亲的背稍往下驼,额头早已被无情的岁月犁成条条沟壑,深而且密。
母亲终身劳作,与“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做了童养媳,挨打受骂遍尝了人间的苦水。解放后,她脱离了苦海,嫁给了当教师的父亲。自我有记忆时起,就见母亲跟生产队的男人们一起出工,从没落后过;收工回来,带的不是柴,就是草。一到家,她匆匆擦把汗,就忙开了家务。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或打补丁、或做鞋、或砍猪草,一刻也不闲着。1984年春,父亲因病过早地去世了,哥哥又分了家。当时,我和姐姐及两个弟弟都在读书,家里欠下了1000多块钱的“天文”债。母亲暗地里流过不少泪,然而,她最终挺起了身子,硬是一个人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种四亩多责任田,十亩多责任地、养猪牛、喂鸡鸭、打柴割草、挖药挣钱……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用爷爷在世时的一句话说:“你娘来到我家,没有过上一天安闲的日子。唉,苦命相。”十年来,母亲就这样任劳任怨地奔波劳碌着。“就是换一个大男人,也受不了。”村里的人一提起母亲,就惊叹不已。
母亲不识字,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可她送子女读书的那份执着、虔诚却是远近闻名的。父亲去世后,我的舅姨叔婶没有谁不劝我母亲的:“孩子都有那么大了,该在田地里帮忙了,山里的孩子反正是读不出书的,何苦呢?”并极力劝阻母亲送姐姐读书。母亲却回绝了他们的劝告。为了送我们姐弟四人读书,为了还账,母亲利用一年四季的农闲时间,不顾炎炎烈日、风霜雨雪,背着背篓,上山挖药材卖,走遍了那方大山的沟沟岭岭。渴了饮一口山泉,饿了啃几口红薯或嚼一把丝毛草根。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永远也盛不满的药篓渐渐压弯了母亲的腰。
家里的账一点一点地还清了,我们也靠着母亲挣来的药材钱一个一个走出了山门:姐姐中等师范毕业已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数年,是方圆百里的大山沟里第一个走出去读书的知识女性。我去年也从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走上了三尺讲台。小弟去年又跨进了师范大学的殿堂。大弟也进了一家工厂。母亲用一把药锄创造了大山里从没有人做出过的壮举,远近传为佳话。
母亲没有读过书,讲不出惊天动地的话来,可她说给子女们的话,却是品味不尽的。记得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在家里大吹自己在大学里是如何如何地风光时,忽然发现母亲脸色很是阴郁。等我吹完了,她不紧不慢地说:“你呀,太阳刚出山,笋子才发芽,有什么值得吹的?做人要谦虚为好。自己夸自己的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不是吗?我能有今天,是站在母亲肩上的缘故,与母亲比起来,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参加工作那天,母亲仍象往常一样,边帮我整理行装边对我说:“当老师,就要有当老师的样子,别以为大学毕业了,就什么都懂了,在单位上,要和老师们和气一些,多虚心向他们请教。教学生要尽心,那样学生喜欢,家长也喜欢……”如此嘱咐了许多,尽管平淡,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成为我教书育人,献身教育的动力。
这就是我的母亲,为子女们呕心沥血,自己却从没有走出过大山一步。
我无以回报母亲,就写下了此文。
(责任编辑 张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