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6 作者:丁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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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财力、投资决策权的下放,带来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多层次、投资来源多渠道和投资方向分散化的新格局。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活力,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还不配套,新的投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尚未处理好,投资制约机制也不健全,出现了投资行为扭曲的问题,导致投资规模失控、投资结构失调、投资效益降低,给产业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合理,扩大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加剧了通货膨胀。
现在,中央决定把压缩投资作为抑制需求治理通货膨胀的重点,按照产业政策,该压的压,该保的保。我们认为,这项决策非常正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应该认真分析造成投资膨胀的原因,纠正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建立健全投资行为制约机制,防止今后旧病复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其症状及原因与以前有所不同,对经济生活和改革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的特点。这次投资膨胀从规模上看,有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失控持续时间长。从1981年调整投资规模后,就逐年累积而成...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财力、投资决策权的下放,带来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多层次、投资来源多渠道和投资方向分散化的新格局。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活力,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还不配套,新的投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尚未处理好,投资制约机制也不健全,出现了投资行为扭曲的问题,导致投资规模失控、投资结构失调、投资效益降低,给产业结构造成了新的不合理,扩大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加剧了通货膨胀。
现在,中央决定把压缩投资作为抑制需求治理通货膨胀的重点,按照产业政策,该压的压,该保的保。我们认为,这项决策非常正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应该认真分析造成投资膨胀的原因,纠正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建立健全投资行为制约机制,防止今后旧病复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其症状及原因与以前有所不同,对经济生活和改革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的特点。这次投资膨胀从规模上看,有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失控持续时间长。从1981年调整投资规模后,就逐年累积而成,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膨胀。二是膨胀速度过猛。1982年至1987年全社会投资的增长速度达24.9%,不仅大大超过计划拟定的速度,而且超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1%的速度。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314多亿元;比计划控制指标超13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在建项目总规模约1.3万亿元,比上年扩大12%。三是膨胀的重点是占全社会投资60%的自筹投资,其主体是企业。例如,1987年全国预算外资金的投资额中,企业投资占91.1%。四是国家曾经决定控制投资规模,但未收到成效。1985年国家已对投资膨胀引起注意,提出把后两年的投资规模控制在1985年水平上,但由于计划调节不灵,制约手段不力,投资规模非旦没能控制住,反而继续扩大,引起了1988年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
(二)在投资结构上表现出的特点。这次膨胀表现出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投资的来源结构和使用结构均不够合理。
投资来源结构不合理表现在:(1)预算内投资比重下降。由于财力下放过多,相应使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82年的23.1%下降到1987年的13.1%。在重点建设主要依赖预算内投资的情况下,预算内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必然使重点建设逐步失去稳定、可靠的投资来源。(2)信贷投资失控.1984年至1987年信贷投资平均每年递增47.7%,占全社会投资来源的比重提高了8.9个百分点。其因,是资金市场发育不良,各种金融机构盲目“大存大贷”,竞相发放长期贷款,贷款总规模失控,加之企业享受税前还贷照顾,不承担投资风险。(3)一些企业和部门存在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毛病,不惜违反财政制度,用流动资金搞投资项目,将投资挤入成本费用。(4)不少地方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在财政困难情况下,用有限的机动财力先保地方自筹项目,使财政失去后备力量而发生赤字。(5)许多单位建设资金不落实,或东拼西凑,寅吃卯粮,或大量拖欠投资工程款。1985年至1987年全国施工项目拖欠工程款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3.7%,累计达到129.8亿元,占压了施工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
投资使用结构不合理表现在:(1)投资重点未得到保证。近几年,用于重点建设的投资额虽有所增加,但从投资重点应占的比重要求看,还差得太远。投资总规模膨胀,扩大了重点投资短缺的矛盾,使“瓶颈”逾细。而投资重点得不到保证,又扩大了产业结构的矛盾。(2)非生产性投资增长过快。前几年,由于“还帐”和受“高消费、高福利”的影响,在积累资金的使用上出现了生产性投资比重下降,非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的局面,近两年非生产性投资虽有所回落,但仍比‘五五’时期高8个百分点。而且还有一些非生产性的投资尚未计入统计的规模之内。(3)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增加过多,重复建设到处可见。1986年、1987年国家计划的机械工业的投资均为22亿元,但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却分别达55亿元和68亿元,为计划的2.5倍和3.1倍。电子工业的情况更甚,各地盲目引进、重复建立的彩电装配线达130多条。
二
投资膨胀既有宏观上的原因,也有微观上的原因,既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也有投资管理工作上的失误。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不配套、不完善,计划调节作用削弱,市场调节作用扭曲,投资行为制约机制还不健全。这里,有必要对影响投资宏观管理的理论认识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两种投资管理体制的转轨变型过程中,由于我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市场调节作用,首先要搞活微观,宏观上不必约束过多,计划调节作用要尽量缩小,让位于市场调节,企业有了投资决策权就可以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求得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效益也就提高了。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我们在宏观上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考虑少了,对两大部类及同部类之间的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关系考虑少了,对“四大平衡”的具体组织实施考虑少了,对建立投资行为制约机制问题考虑少了,相反,对现实状况下的市场调节作用估计过高,似乎不要“笼子”,“鸟”就能飞往理想境地。因此,过多、过早地下放了财权和投资决策权,而且下放时又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正确的认识应该是: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该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商品性和计划性内在统一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交换形式和运行形式统一的要求,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作用和价值规律作用统一的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主要调节宏观方面和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价值规律主要在微观上起作用。二者只有结合才能产生最好的社会效益,才能克服单纯一种调节方式带来的弊端。第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矛盾,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矛盾,经济活动统一性与分散性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与盲目性的矛盾。正确处理二者间的矛盾,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坚持宏观利益代表微观利益、微观利益服从宏观利益的原则。第三,必须认清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投资要遵循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量力而行,特别在我国经济实力不强,微观扩张欲望过盛的情况下,要有效地使用好有限的财力、物力,应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坚持做到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价格远未理顺,市场发育不成熟,供给严重不足,加之税收、金融等方面改革还不配套,市场调节功能有相当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宜过多、过早地下放投资决策权,另一方面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投资行为制约机制,正确运用政府宏观上干预经济运行的功能,把计划、市场、制约三种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合力,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健康发展。
三
改革在矛盾中前进。治理投资膨胀不能又回到传统的旧体制上去,只能进一步完善改革,真正建立起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投资管理体制。具体意见是:
(一)加强投资的计划管理工作,适当集中投资决策权。改革计划体制,决不是要削弱计划调节功能,而是要把过去为产品经济服务的计划体制,变成今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服务的计划体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权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体制,并使其真正具有科学性、权威性。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制定优化的中长期投资计划和年度投资计划。计划中不仅要规定投资总规模,而且要规定投资结构和重点投资方案。指令性的投资计划要坚决执行,任何个人不得随便增减,指导性的投资计划要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作保证。针对当前投资决策权过于分散的问题,要做好工作,在适当集中财力的同时,适当集中投资审批权,以利于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
(二)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政策要体现倾斜性,对投资重点要优惠、鼓励,对重复建设要限制,对无效投资要惩罚。为了保证重点建设的投资需要,应该适当调整分配关系,集中部分财力,以便由国家直接投资到重点建设项目上去。在今明两年的调整时期,要充分运用行政手段,搞好“四保四压”,以小的经济损失来保大的经济利益。
(三)逐步推进价格改革,完善经济调节手段。价格改革难度虽大,但非搞好不可,否则市场调节作用就易扭曲。应该在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价格改革的多种可行方案,例如,建立价格决策体系就是一种逐步缩小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的有益方案。在理顺价格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应更多地发挥税率、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一是要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强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解决依赖减免税搞重复建设、无效生产的问题。要用税收工具限制长线产品的生产,扶持短线产品的生产。二是下决心改变以税还贷的制度,坚决扭转盲目投资又不承担风险的局面。三是强化银行信贷投资约束,既严格控制信贷投资规模,又要按投资政策制定差别利率和优先贷款顺序表,积极引导投资方向。总之,要充分利用税率、利率杠杆来保证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防止价格不合理引起的投资行为扭曲。
(四)发挥市场对板结的投资存量结构的调节作用。这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节约投资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就要深化改革,打破凝固、板结的投资存量结构,使资产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动起来。我们应该逐步做好资产产权界定、评估工作,设立资产交易市场,认真搞好企业兼并、横向联合和股份制等改革,适当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合理分配资产红利,加速投资存量结构调整,为国家节约一大笔投资。
此外,我们还应加强投资方面的法制建设,尽快研究制定投资法(条例),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法(条例)等法规,使各投资主体能够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保证投资计划的实施和投资政策的落实。同时,还应该重视投资主体的内因作用,建立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只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上下共同努力,才能彻底治理投资膨胀,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行为扭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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