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审议“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时，就财政相关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财税改革成绩很大税收征管仍需加强

李谠代表认为，财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成绩应充分肯定。但税收征收管理还存在明显漏洞，影响了公平税负。在征管中国有企业管得很严，其它类企业放得比较松，它们的实际税负比国有企业轻。对工薪收入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税款，个体户、私营企业偷税逃税却管不住，形成了大部分个人所得税是工薪阶层贡献的局面。国家应改革管理办法，落实公平税负，鼓励平等竞争。

刘志嘉代表认为，去年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17.7%，超过了经济增长8%的速度，应冷静思考一下。在当前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可适当调减税收总量，也可以调整税收结构，在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加倍征税，对浪费资源的企业从资源税上调节，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经改造的传统产业要减征所得税，放水养鱼，培养税基，增加企业发展后劲。

马俊清代表认为，现在税收主要来源于工业，工业是税收的主渠道，但把农业税收忽略了。如农业特产税，塑料大棚的瓜果蔬菜与普通种植业的收入差别很大，但目前还是按普通种植业征收农业税。应根据农业发展的新情况，研究征收农业特产税的新办法。

实施西部大开发关键是提高投入质量

李国璋委员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关键是提高软投入的质量。首先，应该把提高软投入的质量摆在首位，这是西部大开发取得成功的保证。其次，实行追赶战略。提高西部软投入的质量，应该以东部地区为追赶目标。学习东部地区过去20年迅速提高软投入质量的经验，尽快缩小西部与东部软投入质量的差距，特别是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政策投入的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亟待缩小。再次，政府推动。我国的体制改革和政策投入，具有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特点，西部的各级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饶凤翥代表认为，西部开发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二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三是加大生态建设投入。

王金祥代表认为，在西部开发中，既要抓大项目，同时也要多注意改善贫困、民族地区的基本生活、生存条件。目前国家在开发西部中主要抓铁道、公路、大型水利、天保工程，但是不少地方供水、医疗、供电、邮政等基本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此外，要把西部地区高新技术、矿产开发放在重要位置。

王英伟代表认为，西部开发要先开发“软环境”。要认真汲取和借鉴国外地区开发和我国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少走弯路。当前西部开发的重点，不是给它拉项目、拉钱，而是应首先在西部地区形成一种开放、稳定、讲法制的经济氛围，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形成对各方面财力、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研究制定分配政策确保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

刘中慧代表认为，项部长的报告提到，把农村基层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放到县上统一发放，让广大教师看到了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希望。政府确实应该采取硬措施，彻底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方晓宇代表认为，造成拖欠工资的原因，一是教师队伍膨胀过快，县乡财政80%的开支是教师工资。二是县乡机构超编严重。三是大中专学生分配、军转干部安置扩大了编制，增加了人员。四是粮食改革增加了财政压力。

赵国玉代表认为，西部地区条件比较艰苦，要先生活后生产，宁可少上项目，也要保证工资增长，稳住人才，稳住队伍。

张弛代表认为，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很突出，一是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三是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和待遇差距拉大。国家要通过分配政策予以调节。

高复代表建议，国家应依法规范公职人员收入，建议人大通过立法制定统一合理的工资制度，避免产生收入失衡两极分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施学道代表认为，各级政府要把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大事来抓，不要把它看成是安民的措施，而要当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事。自9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下岗、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救济等）的框架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一是对社保制度的宣传不够，二是资金来源渠道不多，三是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四是各项改革的配套措施还未跟上。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硬化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建议对社保资金的征收统一由税务部门管理，并尽快实行社保资金费改税。

于广洲代表认为，社会保障中关键是吃饭、吃药和住房。目前应解决好下列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二是社会化保险还没有完全到位；三是保险能力还不够；四是保险资金的落实还不到位。下一步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要做到两个“确保”，做到三条社会保障线基本到位，对于没有到位的要一事一议地加以落实。二是要加大社会化保险费的征缴力度。三是努力增加保险资金。四是广开就业门路，加快市场化进程。五是力争在两三年内实现社会保险与失业保险并轨。六是确保城市最低保障线到位。

蔡世彦代表建议，中央在完善社保制度、增加社保投入的同时，要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厉行节约，从“节约款”、“贪污款”、“罚没款”中筹集一些资金。

杨兴富代表建议，将养老金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以确保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养老金资金来源多样化、管理社会化是对的，但为了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各级财政应将其纳入预算，并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唐克美委员对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八项建议：一是重整改革观念，实现协调发展。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用独成体系、持续发展、责任共担、稳妥推进的理念来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努力实现社会保障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明确划分事权，实行分级负责制。三是加快立法步伐，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四是落实多元筹资方略，尽快缓解资金短缺的局面。五是重视监管和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六是适应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完善老年保障制度。七是调动民间力量，走官民结合的发展之路。八是重视数据测算，建立预警机制。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彭复生代表认为，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就意味着收入增加了。农民手中的钱多了，气顺了，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这场重大改革会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要精心组织实施，狠抓落实，防止有些人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柳斌代表认为，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事关国计民生，应十分重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要让一些关系农民长远利益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等能正常发展。

周光全代表认为，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现在农民担心政策不稳定，减负很必要，但增收问题不解决，减负成果不会巩固，农民也不解渴。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农业政策。二是要完善改革政策，解决税负不均问题。三是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刘志忠代表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税率的统一，至少一个县应当一个税率，不能五花八门。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操作上一定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徐振湖代表认为，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既要全面贯彻有关此项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也要重视解决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要精简乡镇机构，裁减人员。二是要严防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手里，有的乡镇撤并后，如何处置撤并乡镇政府（及机构）的资产，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制定这方面的管理办法。

赵锁祥代表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比较复杂，费改税必须与事权改革一并进行。如农村民办教师除工资外，还有许多补贴，费改税后农村教育须与村里脱钩，否则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税，另一方面村里办事还要收费，农民负担会更重。

梁超然委员认为，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议落实减轻农民负担领导责任制；坚决堵住乱收费源头；完善农民负担法律法规；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为农民减负提供组织保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陈吉元代表认为，农村税费改革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乡镇干部普遍担心政策性减收后，影响乡镇政府正常运转。中央财政安排200亿元，对解决这个问题拿出了办法，但还应注意督促地方政府落实。二是要防止改头换面增加农民负担。三是财权与事权要统一。

李长春代表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必须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民应尽义务。规范的办法就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二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从粮食问题看，首先要放开粮食流通体制，农民粮食卖得出去时，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卖不出去时，国家按保护价收购。三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加快城镇化步伐。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现实的办法是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转变离土不离乡的观念，加快催生小城镇，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集中。

杨银玉代表认为，农民增收有两个方面，即内部增收和外部增收，要跳出就农业抓农业，把农民由务农转为务工。调整农业结构要注意与当地资源相结合，与科技进步相结合，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与劳动力转变相结合。对于农业结构调整，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政府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农田水利等。政府要把发展农村与发展城市同等对待。二是政府要加强种子工程、水产畜牧良种工程的建设。三是农村的各项改革要完善，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

加大教育科技投入实施好“科教兴国战略”

刘中慧代表认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受教育阶段不能享受同等教育是大问题。政府应下决心解决贫困地区“普九”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否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要有紧迫感。

周德芬代表赞同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并建议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非义务教育收费应规范发展，建立相应的制度和管理机制，防止乱收费。要注意教育资金使用效果，目前有的地区盲目搞信息网络校校通，利用率低下，造成资金的浪费。

梁婉卿代表认为，要解决好教育投入问题，仅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应把财政投入与多渠道筹资结合起来。当前形势下要充分发挥三方面的力量：一是家长，家长有对孩子继续教育的愿望，是没有饱和点的需求，应充分拉动；二是金融，非义务教育阶段是可以缴费的教育，可以还款，超前发展教育可借用金融的力量；三是社会其他力量，如个体及股份制公司等，将教育作为经营发展的目标，是风险最小的资金投向。

高翔代表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大众化的问题应得到重视，目前人才市场上需求量大的是受过职业教育的专门人才，国家应在政策上、资金上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聂力代表认为，虽然我国有科技成果转化法，但实际上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既有投入不足的问题，也有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目前民营企业搞技术入股，效果很好，这方面应走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路子。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做好扶贫攻坚工作

李嘉廷代表认为，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不够科学，考虑的因素、选取的指标不够全面。转移支付办法的设计除了考虑人均财力指标外，还应考虑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水平的指标，如GDP总量、人均GDP、农民纯收入以及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指标。

马俊清代表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应向农业倾斜。欧洲转移支付的70%用在农业，而我国向农业的转移支付比重太小。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难以缩小的情况下，要加大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

王昭钺代表认为，国家财政在加大扶贫投入的同时，要加大对国家拨付的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以防止扶贫资金被挪用和浪费，提高国家扶贫资金的效益。

宋洪武代表认为，“八七”扶贫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如何从根本上巩固扶贫的成果，需要国家继续给予支持，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主要基础设施应靠国家安排资金，贫困地区自身财力无法解决。

张奎代表认为，这些年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需要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予以完善。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采取“输血”式扶贫，但实践证明，一旦不“输血”了，就容易返贫。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研究“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方式，把重点放到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来。

卢万里代表认为，当前在扶贫攻坚和经济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好公路建设问题。建议国家继续安排以工代赈资金，并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这对贫困地区脱贫具有重要作用。

李国璋委员建议，由开发式扶贫转变为贫困地区整体开发。政府扶贫的指导思想亟待转变，一是要划定地域范围。二是要制定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和整体开发规划。三是要制定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和整体开发的特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