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即注重将理论付诸实践，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来自不同省区的学员开展调查。这期间，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支持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

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结合自身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不调查没有发言权”。此后文稿在战争环境中遗失，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1958年在福建龙岩征集到《调查工作》一文的油印本，毛泽东看到自己写的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非常高兴。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公开发表。文中论述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明确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937年，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释。

按照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一》的回顾，从1927年北伐战争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止，他本人亲手从农村中收集、1937年时仍存留下来的材料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即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所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有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其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要求“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同一天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层面，注重调查研究是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次年2月又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请求到基层做调查研究，经批准后，即从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10人“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于1月26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启程，分别在神府县何家川、山西兴县、米脂县杨家沟、绥德等地开展社会调查，前后共历时一年两个月。这次调查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重点，从中检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提出调整、改善的意见，通过典型分析、各有侧重的方法，对抗日根据地的全貌有了具体的了解。期间在杨家沟调查地主经济时，调查团成员了解到当地最大的一家地主保存着自晚清以来近100年的各种账簿，对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均有详细记载，张闻天十分重视，联系借阅，通过仔细梳理、整理，加以理论分析概括，调查团最终形成了《米脂杨家沟调查》的报告。调查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多次以电文或信函联系，并在调查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中，从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角度，强调“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并结合亲身体会对调查程序、调查方法进行了总结。直到今天，这次调查的报告仍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最终指向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按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42年，中共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对党的土地政策进行总结，一方面规定统一施行的原则，一方面提出供各地采用的具体办法，于1月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为会议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总字数达10万余字，其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论断。这篇报告，也是毛泽东在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材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全局工作如此，财经战线的工作同样如此，注重调查研究始终贯穿在财政经济的具体工作之中。

1941年8月，在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局面下，为了深入了解边区运盐工作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让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限三天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落到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身上。由于时间紧迫，高克林在接受任务的当晚便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让他们详细谈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根据记录，高克林整理出2700多字的报告。报告简明扼要地讲清了运盐中涉及到的往返行程、沿途困难和生活情形、牲口与脚户、赔赚等问题，并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次月，延安《解放日报》以《鲁忠才长征记——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为题连载了这篇报告，毛泽东还专门为之加上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943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提请“在财政厅领导下，设立专门研究组，抽调有财政工作经验、了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干部七人至九人，组织研究组，专门搜集、研究、整理有关累进税的材料，并计划推进工作”。其后，经边区政府第三十九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组织统一累进税筹委会及研究组给财政厅的命令》决定正式开展这项工作。

1947年5月华北财经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下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进。8月，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报送《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下设五个单位中有专门的“调查研究室”，与秘书处、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并列。

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民主革命根据地时期担任财政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职务，20世纪80年代，戎子和在关于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文章中回忆道：1941年7月，边区施政纲领提出财政方面要推行统一累进税，后得悉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实行一年的效果很好，于是边区政府和临时参议会专门组织考察团到晋察冀边区考察，于次年2月赴该边区，历时两个多月，从边区政府到区、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材料，返回晋冀鲁豫边区后又选择几个村庄进行测算，拟定统一累进税则实行草案，并历经试行和讨论研究，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审查，最终于1943年正式颁布。在文章的最后，戎子和对自己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一点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写道：“我们自己制定的一些条令、规章、制度和办法，如统一累进税税则、合理负担办法、军事支差条令和乡村财政收支规定，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根据人民负担能力（包括财粮负担、力役负担）确定的”，“财政工作遵循这条实事求是的原则，好多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这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

责任编辑：廖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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