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中央苏区)的财政工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一个月后，《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创刊。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承担着宣传中央政府主张、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任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党和政府的动员、组织下基层民众参与根据地经济运动的历史图景。

财粮动员保军需          

中央苏区地处闽赣边隅，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华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国民党军队便对中央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军事围剿和财力匮乏的双重危机下，为充分筹措战争经费，保障战争胜利，政府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战争总动员，领导苏区民众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色中华》报记录了政府财粮动员的推进过程。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确立了苏区财政和税收工作的方针、原则，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向剥削阶级筹款和税收。三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使财粮缺口进一步加大，为保障战争供给，苏区政府不得不整理税收、扩大财源，厉行节俭，逐渐形成了依靠群众和兼顾民生的战时财粮动员策略。1932年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在《红色中华》报刊发，决定实行由苏维埃政府负责筹措战争经费的财政路线，奠定了战争动员的总基调。1932年到1934年，政府共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筹集公债四百余万元；发动三次大规模“借谷”运动，筹集粮食一百万担以上；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植棉运动和熬盐运动等，以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

公债的推销与竞赛

中央苏区公债的发行始于1932年7月，发行额为国币60万元。《红色中华》报24期刊发《为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券事》的训令，公布了第一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发行定额、分配数目、偿还期限等政策。训令鼓励工农群众踊跃认购，同时将认购额作为对各级政府工作成绩考察的标准，掀起了认购公债的革命竞赛。同期《红色中华》报还刊登了《怎样发动群众热烈的来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强调发动群众时应注意方式方法，必须用政治动员、鼓励的方法，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发行公债的消息散播后，如投石入水，激起了层层涟漪。苏区军民踊跃认购，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纷纷拿出半月工资购买公债，战士和群众也都积极响应，公债发行二十天即完成任务。同年10月，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规模是第一期的两倍，同样采用鼓励和革命竞赛的方法，在十五天内超额完成任务。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1933年8月，政府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数额高达三百万元。规定“除以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用费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大多所收财粮未按原定计划使用，而是用于充裕军费。

公债发行初期，部分地区存在强制民众购买的行为，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发文严令反对摊派公债的行为，强调公债应“任人自由购买”“违者严厉处分”。经过及时的纠错，民众对购买公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并主动把公债票还给政府，不要政府还本，掀起了退还公债票的热潮。《红色中华》报从1933年3月15日至6月8日，每三天总结一次退还公债票和节省经济的数字，并且连续报道退还公债票的感人事迹，并且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还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苏维埃政府成功完成了公债推销的任务，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为其他苏区公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 《红色中华》报第96期（1933年7月26日）

借谷运动和收集粮食突击运动

粮食供给问题是关系到苏维埃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根本问题。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粮食问题更为严峻，仅仅依靠征收土地税、红军公谷和发行公债已经无法满足军队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为应对粮食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仅号召在全苏区开展节省运动，还发动了三次借谷运动。本着“借东西要还”的原则，“凡群众借谷，均以取得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为凭”，民众凭借谷票可抵纳下半年的土地税。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协调和政治动员下，根据地群众广泛开展了节省粮食借给苏维埃政府的竞赛，甚至提出借出的谷子不需政府归还，号召把借谷票退还政府。《红色中华》报刊发了广大群众踊跃借谷和退还借谷票的报道，如瑞金壬田区互济会会员退还了总额四百一十担的借谷票，雩都黄龙区五天内退还了总额一万五千多斤的借谷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借谷任务顺利完成。由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民众留存的借谷票未能按票面时间归还，解放后党和政府按票面数额进行了兑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正反面）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为解决红军规模扩大与粮食供给紧张的矛盾，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除将公债款等一律改收粮食外，还按照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方式开展了广泛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将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和收集粮食的任务摆在了突出位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中记述：“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瑞金在二月底即已完成，并超过一万元公债，收集粮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宁化、洛口、长胜、西江、石城都在三月初完成。”借谷运动和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坚持保障群众利益，发动群众力量，较好地完成了粮食征集任务，也为革命战争时期粮食工作积累了经验。

 ▲《红色中华》报第154期（1934年2月2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建立起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为领导和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财政经济工作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进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财税动员，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央苏区面临的财政困难，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而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实际工作结合的成功实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将经济动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红色中华》报密切结合苏区实际开展粮食动员和财政动员，为解决苏区的经济困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

 责任编辑 廖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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