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规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废除厘金和其他额外征税；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其中提出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关税自主；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应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

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要求，其中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其中提出：尽快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一切地主的土地、庙田、祠田和其他大私有土地者的土地，半地主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完全没收，各乡的田地由乡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对于城市商人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对于一定收入以下的工人贫民完全免税；取消一切军阀统治下的捐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1934年该大纲修改时增加了雇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   

1934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苏维埃财政的来源，一是向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者征发，二是税收，三是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用政治动员和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和粮食，供给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  

同年12月8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都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提出：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了极贫者应当免税以外，都必须按照财产等第或者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年11月，上述纲领经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审议通过，从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文件。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者“军民兼顾”。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当负担的，在公家极端困难的时候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使其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党的具体纲领时再次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其中规定：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1946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然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原则。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资本主义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按照各地区、各行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同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问题，应当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各老解放区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应当有步骤地分别由中央统一管理；农业税和其他税目、税率，应当报告中央，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调整。新解放区的税收，应当由各解放区根据中央规定的方针自行实施，待秩序安定以后再送中央审核。

1950年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当日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和适时的，各级党委必须采用一切方法保障该决定的实施。过去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和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不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工作，而且将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妨害国家的恢复和建设。   

同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和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1953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总结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税收任务和税收政策。税收任务是：一方面要更多地积累资金，有利于国家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要调节各阶级的收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税收政策是：对公私企业应当区别对待，繁简不同。对于公私合营企业应当视国家控制的程度逐渐按国营企业待遇。对工商业，应当使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消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或者少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其中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195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同意中共财政部党组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把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和简化征税办法的意见。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上述会议通过的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意见。9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9月13日由国务院公布试行。   

经过1970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1971年12月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附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自1973年起再次简化税制。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当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包括有领导地、大胆地向地方和企业下放权力，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实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以政代企的现象。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为了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根据公平税负、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要发挥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作用，而且要依靠国家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并运用价格、财政、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杠杆干预和调节。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要求围绕建立上述体制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和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近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近期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将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税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继续推进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